与何红卫多次一起下乡搞调研的合作伙伴、对“三农”有着深入研究的湖北省委政研室余爱民，听说记者专程来武汉采访何站长的先进事迹，深夜从蹲点的乡下赶回省城，讲述他“最佩服的记者”何红卫与3位农民的动人故事。

　　被称为“中国最走红运的农民”朱建华，完整地保存了14年的农民负担卡，成为新时期税费改革特别是免除千年皇粮国税最真实、最有力的证明。起初，余爱民帮他把负担卡转交给时任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认为这是献给党的十七大最好的礼物。

　　“何红卫得知这一信息后第一时间跑来向我了解情况，并连夜赶到监利县朱建华家采访，第二天（2007年9月28日）就在《农民日报》一版发表《监利县农民朱建华14年收藏负担卡：我想献给十七大》——这篇消息获得2007年中国新闻奖。”余爱民说，“你看，何站长的新闻敏感性有多强。俞正声同志把朱建华14年负担卡带给党的十七大会议，成为十七大的一份珍贵礼物。朱建华这个过去成天插秧割谷摘棉花的农民，成为十七大会议前后最热的新闻人物，跟踪采访的记者络绎不绝。2008年，朱建华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并在大会上安排当面向习近平副主席汇报。”

　　南漳县农民刘文豹可算是“中国规模经营农田历史最长的农民”。从1982年开始，刘文豹就租种上千亩土地，后来种地上万亩，50岁那年又参与西部大开发，在宁夏银川市黄河边上开荒种地5000亩。何红卫从1999年8月认识刘文豹，便一直跟踪报道，至2004年先后三次在《农民日报》头版头条，以《湖北“粮王”欲哭无泪》、《湖北“粮王”缘何宁夏拓荒》、《刘文豹垦荒21年打粮400多万公斤》，报道刘文豹的遭遇和拓荒种粮事迹。2008年8月，何红卫邀余爱民一道远赴宁夏再访这位“中国粮王”。余爱民回忆说，他们在老刘建在沙滩上的简陋平房里同吃同住了4天，他和何站长挤在一张床上睡，有蚊子没蚊帐，吃饭没桌子，抱着饭碗蹲着吃，但何站长显得特别快乐。

　　大冶市农民侯安杰种田2万亩，涉及2个县、8个乡、33个村、1.8万户农户流转的土地。余爱民与何红卫一同去采访过老侯多次，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体验种粮大户的辛劳，了解种粮大户的困难。2008年4月《农民日报》连续3天以《湖北农民侯安杰，跨县种田两万亩》、《“侯安杰现象”告诉我们什么》、《侯安杰：三大难题亟待解决》，隆重推出侯安杰。2010年2月1日，作为唯一的农民代表，侯安杰应邀走进中南海。温家宝总理当面听取了这位农民对《政府工作报告》的建议和意见，与其共商粮食增产大计。谈到何红卫，侯安杰说：“他真正是给我们农民办实事的，2007年11月收割水稻时，我缺柴油，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何站长听说后午饭没顾上吃就跑到我的地头采访，第二天就在《农民日报》配图发表《“油荒”急煞湖北“粮王”》，好几家油站看到报道后给我打电话供油，让我避免了100多万元的损失，不然水稻就要烂在地里了。如果不是何站长的文章，我也不会走进中南海代表9亿农民与总理讨论粮食问题。”

　　接地气报民情，连接上下都满意

　　农业的问题是什么？农村的状况咋样？农民的心里在想啥？这些发出疑问的地方，也正是给出答案的地方，只是需要深入其中去寻找，何红卫便是寻找者。一年中他有大半时间在农村，正是这种植根田野的调研采访作风，让他写出了大量接地气有底气的优秀作品，农民群众拍手叫好，五任省委书记多次作出批示。

　　与何红卫合作最多的省内媒体记者胡成介绍说，2003年初，为了解蕲春县农村税费改革情况，红卫邀他一起利用春节农民都在家过年的机会，先后3次深入蕲春进行实地采访。向省委领导报送了《税费改革在蕲春县成了儿戏》、《农民的年猪肉怎么不香了》等调查材料，引起时任省委书记俞正声等领导高度重视，蕲春县农村税费改革工作被“推倒重来”，全县清退向农民多收的负担3200多万元。

　　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效益衰退一直是困扰农业发展的突出问题。2009年7月，何红卫联合省财政厅等相关专家一起进行了一次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的专题调查。半个月里，走访了7个县市20多个乡镇50多个村，在《农民日报》连续刊发报道《湖北：“小农水”迎来“第二春”》、《任重道远“小农水”》，引起广泛关注。让他欣慰的是，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是聚焦水利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