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他的作品3次获中国新闻奖，所写农民从田间地头走向全国，还被请进中南海与总理共商国是；

　　都说舆论监督难，他的批评报道却能赢得上下都满意，5任省委书记多次予以批示，有力促进了社会和谐；

　　从事记者15年，他走遍了湖北境内所有的县市，一年中大半时间在基层，乘汽车至少要跑4万多公里；

　　他进村入户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不惧艰难为“三农”发展鼓与呼，生动诠释了新时期一名新闻工作者的价值追求；

　　农民视他为亲人，领导视他为参谋，同行视他为楷模；

　　他，就是《农民日报》驻湖北记者站站长、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湖北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何红卫。

　　不忘本保真情，乐为“三农”鼓与呼

　　“我仅仅是一名半路出家的记者，时刻也没忘记自己出身农村，毕业农大，是《农民日报》记者，始终坚持向新闻同行学习、向基层学习、向实践学习，靠良知和执着乐为‘三农’鼓与呼。”

　　这是2011年3月16日，何红卫在农民日报社为他举行的先进事迹报告会上，面对全社职工的开场白。

　　在人生这个大舞台上，出生于河南淅川县农村的何红卫，对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从华中农业大学毕业那会儿就有了明确定位，即坚决不离“农”字。

　　曾为大学同学、现华中农大党委副书记唐峻接受采访时说：“我和红卫都是学农机的，1986年毕业时他完全可以留校或分到北京工作，但他坚决要求到条件艰苦的基层去。他代表全校毕业生表决心时的演讲，全场静得连掉根针都能听到，他对农村有着特别深的感情。”

　　个头不高、架着一副眼镜的何红卫说，受当时热播电视剧《新星》中县委书记李向南的感召，抱着“到基层去，寻求理想与现实最佳结合点”的愿望，自己主动要求到鄂西北山区——郧阳地区（今十堰市）工作，理想是当李向南式的县委书记以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新华社、湖北日报等媒体对他的这一举动做了大篇幅报道。

　　先后在地区农机学校、农机局、地委组织部、地委办公室工作的何红卫，后被选任地委书记秘书，好多人以为这该是他进入仕途升官的好机会。可他后来还是服从工作需要调入省农机局，并主动要求到乡镇锻炼两年。

　　凭着对“三农”的真挚感情与深刻了解，怀揣新闻理想的何红卫，1997年8月经考试、考核进入《农民日报》驻湖北记者站，开始了“三农”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生涯。而且很快就进入角色，率先报道李昌平的《一位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英山县“数字造假”系列报道等稿件一经刊出，就赢得了新闻界的高度关注。

　　其中让何红卫一炮走红的就是经他报道后一夜名闻全国的乡官——董阳。

　　在武汉，记者见到了多位当年曾经一起参与“董阳现象”报道的同行，他们谈起当年何红卫率先冲破阻力客观报道董阳的情景时，仍然激情难抑、记忆如昨。　　

　　那是1998年3月，何红卫从事新闻工作刚刚半年，黄石市石灰窑区（现西塞山区）河口镇6位农民联名写了一份材料《要回董阳这样的好官》，寄送到湖北省不少新闻单位和有关党政部门。农民代表殷切呼唤好官董阳，为其鸣冤叫屈，盼他“回来”；而石灰窑区委领导对他却是不满意，认为他“不称职”，在董阳刚刚干了11个月、正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当口，把他“平调”到编制仅两人的区科技局任局长。在多次反映无果的情况下，材料辗转到了何红卫手中，这一去一留演绎出的“董阳现象”深深吸引了他。

　　经过一周深入调查采访的何红卫去伪存真、明辨是非，一口气写出6000多字的通讯《褒贬不一说董阳》，《农民日报》头版头条加编者按刊出，报纸还就此展开“董阳现象”讨论，提出了“为什么老百姓欢迎的干部，上级说他不称职，我们的用人标准到底是什么？”这一干部制度改革中的尖锐问题。

　　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央主要领导对该报道作出重要批示；新华社等100多家媒体转载或发表数百篇计20多万字的关于“董阳现象”的报道和讨论文章；中宣部“新闻阅评”给予高度评价；报社一位领导笑称何红卫这篇报道奠定了他在新闻界的地位，5年内可以不写稿了。

　　下农村挖典型，农民走进中南海

　　继董阳、李昌平两位知名“乡官”之后，何红卫又慧眼独具地从茫茫荆楚大地上发现了3个农民典型，分别是：监利县农民朱建华、南漳县农民刘文豹和大冶市农民侯安杰，同样轰动全国，并受到中央领导接见。

　　与何红卫多次一起下乡搞调研的合作伙伴、对“三农”有着深入研究的湖北省委政研室余爱民，听说记者专程来武汉采访何站长的先进事迹，深夜从蹲点的乡下赶回省城，讲述他“最佩服的记者”何红卫与3位农民的动人故事。

　　被称为“中国最走红运的农民”朱建华，完整地保存了14年的农民负担卡，成为新时期税费改革特别是免除千年皇粮国税最真实、最有力的证明。起初，余爱民帮他把负担卡转交给时任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认为这是献给党的十七大最好的礼物。

　　“何红卫得知这一信息后第一时间跑来向我了解情况，并连夜赶到监利县朱建华家采访，第二天（2007年9月28日）就在《农民日报》一版发表《监利县农民朱建华14年收藏负担卡：我想献给十七大》——这篇消息获得2007年中国新闻奖。”余爱民说，“你看，何站长的新闻敏感性有多强。俞正声同志把朱建华14年负担卡带给党的十七大会议，成为十七大的一份珍贵礼物。朱建华这个过去成天插秧割谷摘棉花的农民，成为十七大会议前后最热的新闻人物，跟踪采访的记者络绎不绝。2008年，朱建华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并在大会上安排当面向习近平副主席汇报。”

　　南漳县农民刘文豹可算是“中国规模经营农田历史最长的农民”。从1982年开始，刘文豹就租种上千亩土地，后来种地上万亩，50岁那年又参与西部大开发，在宁夏银川市黄河边上开荒种地5000亩。何红卫从1999年8月认识刘文豹，便一直跟踪报道，至2004年先后三次在《农民日报》头版头条，以《湖北“粮王”欲哭无泪》、《湖北“粮王”缘何宁夏拓荒》、《刘文豹垦荒21年打粮400多万公斤》，报道刘文豹的遭遇和拓荒种粮事迹。2008年8月，何红卫邀余爱民一道远赴宁夏再访这位“中国粮王”。余爱民回忆说，他们在老刘建在沙滩上的简陋平房里同吃同住了4天，他和何站长挤在一张床上睡，有蚊子没蚊帐，吃饭没桌子，抱着饭碗蹲着吃，但何站长显得特别快乐。

　　大冶市农民侯安杰种田2万亩，涉及2个县、8个乡、33个村、1.8万户农户流转的土地。余爱民与何红卫一同去采访过老侯多次，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体验种粮大户的辛劳，了解种粮大户的困难。2008年4月《农民日报》连续3天以《湖北农民侯安杰，跨县种田两万亩》、《“侯安杰现象”告诉我们什么》、《侯安杰：三大难题亟待解决》，隆重推出侯安杰。2010年2月1日，作为唯一的农民代表，侯安杰应邀走进中南海。温家宝总理当面听取了这位农民对《政府工作报告》的建议和意见，与其共商粮食增产大计。谈到何红卫，侯安杰说：“他真正是给我们农民办实事的，2007年11月收割水稻时，我缺柴油，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何站长听说后午饭没顾上吃就跑到我的地头采访，第二天就在《农民日报》配图发表《“油荒”急煞湖北“粮王”》，好几家油站看到报道后给我打电话供油，让我避免了100多万元的损失，不然水稻就要烂在地里了。如果不是何站长的文章，我也不会走进中南海代表9亿农民与总理讨论粮食问题。”

　　接地气报民情，连接上下都满意

　　农业的问题是什么？农村的状况咋样？农民的心里在想啥？这些发出疑问的地方，也正是给出答案的地方，只是需要深入其中去寻找，何红卫便是寻找者。一年中他有大半时间在农村，正是这种植根田野的调研采访作风，让他写出了大量接地气有底气的优秀作品，农民群众拍手叫好，五任省委书记多次作出批示。

　　与何红卫合作最多的省内媒体记者胡成介绍说，2003年初，为了解蕲春县农村税费改革情况，红卫邀他一起利用春节农民都在家过年的机会，先后3次深入蕲春进行实地采访。向省委领导报送了《税费改革在蕲春县成了儿戏》、《农民的年猪肉怎么不香了》等调查材料，引起时任省委书记俞正声等领导高度重视，蕲春县农村税费改革工作被“推倒重来”，全县清退向农民多收的负担3200多万元。

　　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效益衰退一直是困扰农业发展的突出问题。2009年7月，何红卫联合省财政厅等相关专家一起进行了一次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的专题调查。半个月里，走访了7个县市20多个乡镇50多个村，在《农民日报》连续刊发报道《湖北：“小农水”迎来“第二春”》、《任重道远“小农水”》，引起广泛关注。让他欣慰的是，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是聚焦水利建设。

　　2011年1月12日，何红卫接到新任省委书记李鸿忠委托农民日报湖北记者站开展全省惠农政策落实情况独立调查的任务，报社领导对此高度重视，要求记者站全力以赴高质量完成。

　　受命后不敢有丝毫懈怠的何红卫，先后带领本报记者吴晋斌和实习生余鲁西，随机选择11个县市区、26个乡镇办事处、51个村、133个农户进行调查。为保证调查的客观性、真实性，他们没有“打扰”任何一级组织，自找吃住，“一杆子捅到水底”，直接到村里和田间地头，面对面向农民提问，查看农民负担监督卡和一本通存折等。

　　期间，还发生了让何红卫至今都不愿提及的父逝之悲。2011年1月25日（腊月二十二），丹江口市医院向重病住院的父亲下了病危通知书，一直守候在旁的小妹给他发来短信：“爸不会说话还很清醒，我说给哥打电话叫他回来，爸摇头，意思是你工作忙。”闻讯的朋友也发短信劝他赶紧回家：“报党之日长，见父之日短。”

　　作为独子，何红卫含着眼泪坚持把汉川市的农户调查做完，才于腊月二十三带着5个多月正发高烧的儿子匆匆赶到医院。何红卫小妹何红荣在电话里告诉记者：“哥哥赶到医院时爸爸已经不能说话了，但头脑很清醒，哥跟他说，工作上有特别任务回来晚了。爸看着他时眼里流出了泪水，我哥也哭了。”3天后，父亲溘然长逝。

　　痛失慈父的何红卫强忍悲痛，于腊月二十八处理完父亲后事，二十九便在农村继续调查，正月初二到十三一直在农村调查。2011年2月18日，何红卫将1.5万多字的调查报告《政策落实八个问题干部进村七条建议——<农民日报>湖北十县百户农民调查报告》报送李鸿忠书记。他说：“父亲病逝，临终我未能很好尽孝，也是‘自古忠孝难两全’，希望这份调查报告能为湖北农民尽一份农民记者的孝心。”

　　这份倾注亲情与民情的调查报告得到李鸿忠书记高度重视，他在长篇批示中写道：“农民日报湖北记者站的同志们，历艰辛、冒风险写出了令人高兴、又令人震惊的农村百户农民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是沉甸甸的。这个调查报告是我省万名干部进万村入万户活动的一个前奏曲，更彰显了省委、省政府‘三万活动’的重要性、必要性，也为我们把活动搞得更有针对性、更切合实际、更富有成效提供了教材。这个调研报告我们要用好……农民日报记者站的同志尽职尽责，令人感佩。”

　　2011年3月1日，湖北省前所未有的“万名干部进万村入万户”活动，在全省正式启动。农民日报驻湖北记者站成为这一重大活动的先遣队。

　　湖北省委宣传部同志评价说，在中央驻汉媒体中，何红卫不仅正面典型抓得准树得住，反映问题同样客观准确，大凡“三农”领域的重大问题，省委领导都愿意听一听何红卫的看法，他是农民欢迎、领导信任的好记者。

　　担道义著妙文，众口一词是楷模

　　当记者后，何红卫对前辈所言“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笃信不疑。他说，新闻从业者难免会遇上托请说情、利益诱惑甚至威胁恐吓之类的事，自己经历了很多，但很少妥协，更不轻易退却。为了做人的良心，为了报社的声誉，为了政府的公信力，他选择了维护和坚守。

　　2002年“十一”前何红卫到某县采访，当地领导硬塞给他6000元，说是给记者站“补贴汽油费”，唯一要求是不给新任省委书记俞正声报送材料。回去后，何红卫自己贴了60元邮寄费将钱退回。在此后的采访中，他多次遇到类似的诱惑，但都坚决抵制。

　　记者肩上的道义，让何红卫丝毫不敢懈怠，他的奉献精神，更是让人感动。

　　2010年对何红卫来说很不平凡，心理和身体都经受了极大磨难，先是65岁的母亲于2009年12月突然病逝，在料理丧事中自己又查出患有心脏病。2010年1月5日他住进医院等待心脏射频消融手术，深夜，为发好第二天头版头条见报的《华中农大：一所农业大学的“本分”》，他在反复用手机短信与报社沟通时，想到母亲刚去世，还没敢告诉中风10多年卧床不起的父亲，自己的妻子怀孕刚3个月，医生又说手术有风险。百感交集中，他在签完手术风险告知书后，一边继续与报社沟通稿件，一边给妻子写遗书，遗书上除了他要还给妻子的自由外，全是泪水……

　　在华中农大广阔优美的校园里，记者见到了在该校任教的何红卫妻子胡小芳博士。当提及何站长给她写遗书一事，胡小芳一脸诧异地说：“还有这事？他从来没对我说过……”

　　全国人大常委、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农大校长邓秀新说起何红卫显得十分自豪：我接触过许多记者，像何红卫这样坚守“三农”深入思考的很少，几年来，我曾多次邀他去边远贫困农村查看学校科技推广情况，他所表现出的敬业精神令人敬佩。校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岳君、校报主编范敬群插话说，何站长是位专家型的记者，学校搞水稻转基因课题研究，邓校长就特意把何站长请来征求看法。

　　武汉市江夏区法泗镇时任党委书记王太明动情地说：“何站长是心系‘三农’、情系基层的好记者。2010年7月，江夏区遭遇50年一遇的水灾，何站长深入灾区5天5夜，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道抢收稻谷。凌晨3点与渔民一道下湖捕鱼，渔民们说，第一次碰见这样‘下神’（当地俗语工作认真、肯吃苦的意思）的记者。他写的《江夏农民抗灾自救目击记》在农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后，灾区农民备受鼓舞。怕农民看不到报纸，他特地加印了一些，一再嘱咐我一定要把报纸送到农民手里。”

　　当记者15年来，何红卫不仅结交了无数农民朋友，还在人才济济的湖北新闻界中被同行视为楷模。

　　在湖北日报社大楼内，记者见到了该报教科文部主任赵洪松，与何红卫同为1964年出生的他说，自己曾经跑过10年农村，打1997年就认识了何红卫，既是同行也是朋友，中央媒体驻汉单位大大小小几十家，他在湖北是有名的盯住“三农”不放的记者。他执着追求，是典型的职业新闻人。

　　另一位与何红卫多次合作过的湖北日报社会部主任姜平，记者见到她时正在主持部门每周五下午的工作例会。记者提出可否借机听一下同行们对何红卫的印象？姜平爽快地说：“求之不得！我正在号召大家向何红卫学习呢，一直想请他过来传授经验。”该部门13个人中有不少曾与何红卫合作或认识，没见过面的也都看过他的作品，大家争相恐后发言，一致认为他是新闻记者学习的楷模。

　　两度获全国播音员、主持人最高荣誉“金话筒奖”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部副主任郭静，曾在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从事调查性报道多年。回忆起和何红卫一起采访的日子，郭静说，认识何红卫之前，我不止一次听说过他。台里跑农业的一位大姐与他相熟，多次跟我提起，农民日报的何红卫，特别能吃苦，到农村采访，不是像我们一样住在县城的宾馆，而是就住在农民家里；他新闻感觉特别好，写一篇报道几乎就轰动一次，都是“重磅炸弹”，问题抓得特别准。当时在我眼里，他已经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后来，我们开始了密切合作……他的采访方法的确和很多人不同。听他和农民交谈，我觉得他没有把自己当做一名记者，而是作为他们的兄弟、朋友，倾听他们的难处，感同身受。那几年，农民税费负担很重，农村矛盾尖锐，我经常看到有不相识的农民经人介绍来找他反映问题，有时一打电话就很长时间。他从不嫌烦，和这些农民兄弟在电话里的亲热程度，真的不亚于亲人。何红卫自己的生活非常简朴，但我亲眼看到有村民成群结队来找他，他把他们安置在旅馆里，自己掏钱给他们付住宿费，请他们吃饭。

　　2012年1月31号，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等再次到农民日报湖北记者站慰问，称赞何红卫有三条值得大家学习：一是视野角度、工作水平、工作能力值得学习，他是全国的优秀新闻工作者，全国新闻工作领域的榜样、标杆，值得学习；二是何站长的工作作风非常深入，应该说“走、转、改”是中央提倡和推动的，但是我觉得何站长这里早就有了，天天走基层，农民的田间、堂屋，走到农民的心里去。省委、省政府很多“三农”工作的一些重要信息来源，包括一些决策，很多都是何站长做了很大贡献；第三，何站长的职业道德和人品好。老父亲生命垂危之际，以忠代孝，以效忠国家，忠诚自己的岗位，从另一个角度体现孝忠父亲。

　　李鸿忠书记说，何站长的办公室最小，条件最简陋，但同时，何站长的办公室又是最大的，在农村广阔的田野，在农民的堂屋里。

　　今年4月6日，《湖北日报》以《他跑遍了湖北的田野——记<农民日报>湖北记者站站长何红卫》对他的先进事迹予以报道。

　　何红卫就是这样一位植根田野，播种希望的记者。

　　图为何红卫在团风县采访“挖万塘”活动时与农民一同劳动。本报记者张建堂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