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

    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并存，城乡二元结构突出，是重庆区别于其他直辖市最典型的市情特征。特殊市情决定了重庆发展不仅要依靠工业化、城市化“两轮驱动”，还必须加快农业现代化，推进“三化同步”，实现统筹城乡改革发展。统筹城乡是重庆的立市之本，也是最艰巨的发展任务，中央历来重视，并寄予重托。

    近些年来，重庆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贯彻《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号），着眼基本面，着力突破体制机制性障碍，重点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人口转移流动、资源要素配置“五个一体化”，特别在促进金融要素流动、激活农村金融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这句话，对我们发展农村金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我国“三农”发展中，农村金融“贫血”问题非常突出。究其根源，金融本质上是基于信用基础上的资金融通，是与信用相生相伴的，信用的根基是抵押物，而农民几乎没有什么抵押物。都说农民有财产，有承包地、林地和宅基地，但如果“三块地”的财产权没有明晰量化，金融机构就无法将其作为抵押物。所以，激活农村金融，必须明晰量化产权，解决好抵押物问题。

    重庆农民有3400万亩承包地、5600万亩集体林地和7亿多平方米的房屋，价值至少1万亿元，如果10%向银行抵押，就能贷款1000亿元之多。2010年，重庆涉农贷款中，农户贷款余额仅290亿元，在全市11000亿元的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中仅占2.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为改变这一状况，我们从五个环节入手，作了些探索性的工作。

    开展农村“三权”确权颁证

    产权明晰，是农民财产抵押、流转的前提。重庆因山岭重丘的地形地貌，农民承包地权属与耕地实际面积有较大差异。卫星图片显示重庆有3400万亩耕地，而农民承包权证总面积只有1900多万亩。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三点，首先是投影与原实际丈量有差异，其次是土地肥瘦平衡时有折算，三是以前农业税按面积缴纳，有少算面积的现象。现在不再交农业税，如果少算面积，不但会影响农民的征地补偿、土地流转收益和惠农补贴等，抵押贷款量也会大打折扣。数十年来，农村土地和房屋等财产关系变动比较频繁，相关记录也不完整。我们在确权中，以国土部门测绘的实际面积为基础，协商解决遇到的问题，尽量做到公平公正。目前，已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居民房屋和林权“三权”（以下简称农村“三权”）的确权颁证，将权属固定下来，农村产权关系更加明晰。实践证明，确权颁证的面积与实际面积基本一致，充分保护了农民的利益。

    解析量化农村“三权”

    量化农村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权重，是激活农村金融的关键。宪法规定，农村承包地、宅基地和林地均为集体所有。改革开放后，农民获得并将长期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法规定，土地所有权是财产权，使用权作为用益物权，也是财产权。我们将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解析量化，进一步明确集体所有权和农民使用权的比例。根据重庆实际，宅基地量化为财产权时，15%归集体、85%归农民，承包地和林地则20%归集体、80%归农民。如果农民向银行贷款，只能将农民使用权所占的份额用作抵押。这个比例，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但基本前提是保证农民得到大部分收益。

    搭建要素流转平台

    公开公平的交易平台，是农民实现财产权价值的转换平台。经济学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再好的东西，如果不流动、不交换，也没有价值。确立到农民手中的财产权同样如此。我们在坚持“不改变土地所有权性质、不改变土地用途、不损害农民利益”的前提下，根据农民意愿开展“三权”抵押贷款。同时，我们还利用级差地租原理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办法，对闲置农村宅基地复垦产生的地票，通过土地交易所公开交易，在确保耕地总量不减的基础上，使农村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具有同样收益。2010年，地票价值10万元一亩，2011年底达到了22~23万元。交易产生的净收益，85%归农民，15%归集体组织。土交所自2008年12月运行以来，累计交易地票8.86万亩，成交金额175亿元，农民从中获取收益124亿元。地票交易不仅直接增加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为新农村建设注入了资金，还使农房等资产抵押贷款评估有了参照系，支撑了农村“三权”抵押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