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起事件的最大受益人群应该说就是农民工。因为，自此之后，“盲流”的法律基础没有了。农民工的社会地位不再是“盲流”了，这样的称呼自然不能再加之于其身。

    “农民工”的消失也需要从名到实的制度性改变。简单换“帽子”、改“标签”无法解决农民工融入城市遇到的实际问题。一些地方已经在局部作了类似的探索，例如浙江平湖，已成立新居民事务局，将农民工统一纳入“新居民”服务管理，是很好的尝试。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决策，需要更多务实的探索和突破，也需要登高望远从历史的回响中汲取智慧。当然，我们决不希望再由无辜的死亡和不公平事件来推动这样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