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恒杰

    前不久，农民工输入大省广东省和农民工输出大省河南省分别动议取消“农民工”称谓，引起了广泛的反响。根据笔者一段时间的了解，面对为“农民工”改名并消除社会歧视这一良好初衷，社会上的质疑之声大大多于赞同之声。这说明，这样的“决策”应当慎重而行。

    “农民工”这一已约定俗成多年的称谓，真的可以通过行政命令退出中国历史舞台吗？笔者认为，这不现实。如果真能如此，解决农民工的问题就太简单了。追溯农民工称谓演变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农民工”这一名词是一个相对客观的阶段性群体的集体称谓，根本不可能是农民工受“社会歧视”的原因。“农民工”一词的受歧视印象，是众多的社会现实导致的，并不是取消称谓就能改变。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出现第一波从内地农村劳动力流向深圳等沿海经济特区为主的打工潮，整个社会还都不适应和认可，农民工被称为“盲流”；进入90年代，农民工得到社会较宽容的对待，被称为“打工仔”、“外来妹”；至2000年以来，农民工处境逐步得到改善，被称为“外来务工人员”、“农民工”。特别是2003年之后，农民工由无社保、无医保、无身份的“三无人员”逐步进入到工资基本有保障，医疗保障和子女上学初步得到解决的阶段。到这两年，人们的共识是，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一部分，是我们国家成为世界制造大国，得以不断发展繁荣的不可或缺的力量，社会形象和待遇大为改善。

    不可否认，虽然多年来社会对农民工群体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与提升，但农民工整体得到的社会肯定仍然比较匮乏，社会地位仍然不太高。农民工问题仍然是整个社会包括农民工自身需要付出巨大努力加以解决的问题。在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过程中，农民工这一用词较简洁而准确地描述了他们的处境和地位。取消这样的称谓事实上既不可行，也无实际用处。

    事实上，国家近年来推动农民工问题解决的正式文件都采用了这一称谓。2006年3月，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指出：“多年来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他们户籍仍在农村，主要从事非农产业，有的在农闲季节外出务工、亦工亦农，流动性强，有的长期在城市就业，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农民进城务工或在乡镇企业就业，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今年1月，民政部发布的《关于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意见》指出：“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城市发展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

    长期的社会二元结构的制度安排造成了农民收入水平低、生活水平低、社会保障程度低等现象长期存在，因而才有大批的年轻农民成为农民工来改变这种状况。当前我国外出农民工有1.64亿人，其中约六成是新生代农民工，是城市流动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大多数人印象里，“农民工”除了吃苦耐劳外，往往还被视为文化程度不高，有时还会和脏乱差、缺乏法律意识相联系。他们建设了城市，却难以融入城市，他们播种了果实，却很少分享成果。许多农民工早已习惯了“农民工”的称谓，但内心深处更希望能够被视为一个“城里人”。随着全社会对农民工的重视和尊重氛围的形成，随着农民工待遇和处境的不断改善，必将推动户籍改革和社会的发展，“农民工”必将逐渐融入到“工人”的队伍之中，这个称谓才会自然而然地完成历史使命。

    “农民工”一词到底何时才会消失？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地和农民工输入大省，广东的确可以先行先试，更有作为。因其社会管理任务更重、压力更大，因而也就必须更加主动地面对农民工这一庞大的社会群体，并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推动他们早日融入城市社会。如何作为才能推动这一进程？我们不妨回顾一下9年前孙志刚事件如何推动“盲流”这一词汇完成历史使命的过程。

    2003年3月，根据当时中国的收容遣送制度，警察可以把一个没有本地户口也没有随身携带暂住证的公民关进收容遣送站。任职于广州某公司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前往网吧的路上，因缺少暂住证被警察送至广州市“三无”人员收容遣送中转站收容，在一家收容人员救治站被野蛮殴打致死。这一事件见诸报端后引起众怒，被称为“孙志刚事件”。在媒体、公众和政府的共同努力下，两个月后收容遣送制度被废止。一个无辜公民的死难，成为公民权利运动的起点，也是一个时代的起点。

    这起事件的最大受益人群应该说就是农民工。因为，自此之后，“盲流”的法律基础没有了。农民工的社会地位不再是“盲流”了，这样的称呼自然不能再加之于其身。

    “农民工”的消失也需要从名到实的制度性改变。简单换“帽子”、改“标签”无法解决农民工融入城市遇到的实际问题。一些地方已经在局部作了类似的探索，例如浙江平湖，已成立新居民事务局，将农民工统一纳入“新居民”服务管理，是很好的尝试。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决策，需要更多务实的探索和突破，也需要登高望远从历史的回响中汲取智慧。当然，我们决不希望再由无辜的死亡和不公平事件来推动这样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