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飞

    每个时代，都必然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热衷于倾听这个世界上的声音，将目光投向那些人们看不见或视而不见的地方，在现实中发现问题，在问题背后发现隐秘的精神疾病，进而思考人性救赎的可能，我想，安徽作家姚岚应该是其中的成员之一，其最新长篇小说《留守》可谓是做如此努力的作品。

    在中国的社会语境中，“留守”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语词，它一旦与儿童、妇女、老人联系起来，便构成我们这个时代最突出的一种社会现象和现实问题。“留守”的另一指向是“农民工”，或者说“外出务工者”，如果他们不进城务工，便不会有所谓的“留守”。问题自然并非如此简单，从社会学的角度考量，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必然改变城乡格局、贫富差异以及劳动力资源分配，换句话说，“留守”现象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独特而必然的产物。问题在于我们在追求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应该多关注这些创造经济的劳动者以及他们身后庞大的社会群体，多一些更深入的情感关怀和精神养护，多一些行之有效的保障措施。

    小说《留守》以皖江农村为背景，细致描绘了一群留守儿童的生存现实，以及留守妇女的情感困顿与人性需求，虽然他（她）们只是千千万万这一留守群体的缩影，但不难窥见：外出务工者以及他们的妻子仍处于底层的现实境遇中，他（她）们共同承受着生理与心理的煎熬与疼痛，而他们的孩子同样承受着亲情的淡化与心理的偏离，如小说中父母在外打工的中学生刀条脸敲诈抢劫，结果被几个不堪欺凌的同学打死；林齐馨、莉香等几个花季少女，因为考试没考好，竟结伴去自杀……这不能不让人反思：究竟是什么使得本应天真的儿童变为超负荷的“成人化的儿童”？

    作者说：“生命的过程，是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就像蠕动在灌木丛中的毛毛虫，最终会在雨露在阳光的历练下蜕变成蝴蝶一样。”（《坚持道德和生命的底线》）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我们自身，如同建设这个世界；关照我们的精神，如同关照我们的物质；而如果只关照物质，终有一天我们将遗失精神、自身乃至整个世界。所以，相较于看得见的现实，我以为那看不见的精神与道德的困境更加让人深思，特别是成年人世界的失范无序和迷惘堕落，类似于蝴蝶到毛毛虫的蜕变。在多元文化冲突并存的媒体时代，一些隐蔽的细节比如性、情人、一夜情等俨然公开化，曾经是可耻的事情现在变成了“社会问题”或“心理问题”，这些已对成年人的权威和青少年的好奇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在这个过程中，传统道德的规范力量和成年人的权威逐渐弱化，导致了“童年的消逝”（尼尔·波兹曼语）。

    小说中，小学代课女教师常翠萍作为留守知识女性的代表，与李斌主任、林乡长的关系，都构成了对自身身份的反讽，更严重的是，这对她的儿子晓峰造成了潜在的影响。另一留守农妇腊香与村支书常刘保生下私生子龚星，而这个遭受生父抛弃、养父厌恶的孩子最终葬身于火海。未成年人的世界何尝不是对成年人世界的模仿，未成年人的悲剧又何尝不是成年人纵情的代价？外出务工者原本要改变物质贫困的生存现状，结果他们以及他们的妻儿却不得不经受严重的情感焦虑和精神贫困。面对人性的荒野和千疮百孔的生命，我们深刻感知到意义的缺乏，健康精神的缺乏。当然，小说最后还是给读者留下了明亮的结尾，在记者齐涵的努力下，常翠萍与回乡创业的丈夫一起创办了专门面向外出务工子女的“暖阳私立学校”。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比较可行的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途径，现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也都创办了这样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当然，这些学校教育的软件硬件水平能否和城里保持一致，孩子们的心理能否和城里孩子一样感受到温暖，对于庞大的外出务工者来说，他们的心理和情感又能否享受暖阳的沐浴，这些仍然是我们要关注的问题。我想，在今天，与其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不如发出“救救大人”的呼声，或许这比温柔的抚慰更贴进生活的本质，更贴进我们真实的内心。

    《留守》作为一部具有现实使命的小说，其虚实相生（虚构与纪实交织）的结构技法增强了其社会功能和批判力量。虽然小说的叙事节奏稍显平淡拖沓，人物语言也缺乏灵动的个性色彩，但读者依然可以穿越素朴的语言，深切感受到作者压在纸背后的沉重心情。按中国台湾思想史学者张灏先生的观点，儒家的主流主要是对人性幽暗的一面作“间接的映衬与侧面的影射”，而在当下的物质化进程中，“成德”似乎越来越高远，而人性的沉沦倒是一步一步地迫近，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对生命的救赎，对人自身的幽暗面、沉溺和堕落进行批判性的修复与拯救，这既依赖于人心向善的本性自赎，更需要整个社会体系的共同努力，如此，才可能改变一些愈加严重的现实问题和精神困境，才可能留守住健康、幸福、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