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飞
每个时代,都必然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热衷于倾听这个世界上的声音,将目光投向那些人们看不见或视而不见的地方,在现实中发现问题,在问题背后发现隐秘的精神疾病,进而思考人性救赎的可能,我想,安徽作家姚岚应该是其中的成员之一,其最新长篇小说《留守》可谓是做如此努力的作品。
在中国的社会语境中,“留守”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语词,它一旦与儿童、妇女、老人联系起来,便构成我们这个时代最突出的一种社会现象和现实问题。“留守”的另一指向是“农民工”,或者说“外出务工者”,如果他们不进城务工,便不会有所谓的“留守”。问题自然并非如此简单,从社会学的角度考量,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必然改变城乡格局、贫富差异以及劳动力资源分配,换句话说,“留守”现象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独特而必然的产物。问题在于我们在追求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应该多关注这些创造经济的劳动者以及他们身后庞大的社会群体,多一些更深入的情感关怀和精神养护,多一些行之有效的保障措施。
小说《留守》以皖江农村为背景,细致描绘了一群留守儿童的生存现实,以及留守妇女的情感困顿与人性需求,虽然他(她)们只是千千万万这一留守群体的缩影,但不难窥见:外出务工者以及他们的妻子仍处于底层的现实境遇中,他(她)们共同承受着生理与心理的煎熬与疼痛,而他们的孩子同样承受着亲情的淡化与心理的偏离,如小说中父母在外打工的中学生刀条脸敲诈抢劫,结果被几个不堪欺凌的同学打死;林齐馨、莉香等几个花季少女,因为考试没考好,竟结伴去自杀……这不能不让人反思:究竟是什么使得本应天真的儿童变为超负荷的“成人化的儿童”?
作者说:“生命的过程,是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就像蠕动在灌木丛中的毛毛虫,最终会在雨露在阳光的历练下蜕变成蝴蝶一样。”(《坚持道德和生命的底线》)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我们自身,如同建设这个世界;关照我们的精神,如同关照我们的物质;而如果只关照物质,终有一天我们将遗失精神、自身乃至整个世界。所以,相较于看得见的现实,我以为那看不见的精神与道德的困境更加让人深思,特别是成年人世界的失范无序和迷惘堕落,类似于蝴蝶到毛毛虫的蜕变。在多元文化冲突并存的媒体时代,一些隐蔽的细节比如性、情人、一夜情等俨然公开化,曾经是可耻的事情现在变成了“社会问题”或“心理问题”,这些已对成年人的权威和青少年的好奇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在这个过程中,传统道德的规范力量和成年人的权威逐渐弱化,导致了“童年的消逝”(尼尔·波兹曼语)。
小说中,小学代课女教师常翠萍作为留守知识女性的代表,与李斌主任、林乡长的关系,都构成了对自身身份的反讽,更严重的是,这对她的儿子晓峰造成了潜在的影响。另一留守农妇腊香与村支书常刘保生下私生子龚星,而这个遭受生父抛弃、养父厌恶的孩子最终葬身于火海。未成年人的世界何尝不是对成年人世界的模仿,未成年人的悲剧又何尝不是成年人纵情的代价?外出务工者原本要改变物质贫困的生存现状,结果他们以及他们的妻儿却不得不经受严重的情感焦虑和精神贫困。面对人性的荒野和千疮百孔的生命,我们深刻感知到意义的缺乏,健康精神的缺乏。当然,小说最后还是给读者留下了明亮的结尾,在记者齐涵的努力下,常翠萍与回乡创业的丈夫一起创办了专门面向外出务工子女的“暖阳私立学校”。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比较可行的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途径,现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也都创办了这样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当然,这些学校教育的软件硬件水平能否和城里保持一致,孩子们的心理能否和城里孩子一样感受到温暖,对于庞大的外出务工者来说,他们的心理和情感又能否享受暖阳的沐浴,这些仍然是我们要关注的问题。我想,在今天,与其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不如发出“救救大人”的呼声,或许这比温柔的抚慰更贴进生活的本质,更贴进我们真实的内心。
《留守》作为一部具有现实使命的小说,其虚实相生(虚构与纪实交织)的结构技法增强了其社会功能和批判力量。虽然小说的叙事节奏稍显平淡拖沓,人物语言也缺乏灵动的个性色彩,但读者依然可以穿越素朴的语言,深切感受到作者压在纸背后的沉重心情。按中国台湾思想史学者张灏先生的观点,儒家的主流主要是对人性幽暗的一面作“间接的映衬与侧面的影射”,而在当下的物质化进程中,“成德”似乎越来越高远,而人性的沉沦倒是一步一步地迫近,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对生命的救赎,对人自身的幽暗面、沉溺和堕落进行批判性的修复与拯救,这既依赖于人心向善的本性自赎,更需要整个社会体系的共同努力,如此,才可能改变一些愈加严重的现实问题和精神困境,才可能留守住健康、幸福、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