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秋》:一个不同以往的晋商故事
“五千年华夏文明看山西,五百年中国商业观晋商”。近两年,随着话剧《立秋》掀起的又一股晋商热,人们对中国近代商业金融业发源地——山西晋中平遥票号的关注再度鹊起。
话剧《立秋》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底蕴非常悠久和深厚。戏里马家大院的故事是五百年来发生在晋中地区,雷同乔家、王家、曹家、渠家这些豪门大宅里真实故事的一个典型代表和写照;故事中的丰德票号,正是与山西晋中平遥票号的杰出代表,当年中国最早、最具实力的日升昌票号不谋而合。这些晋中豪门大院里浓缩记录的,是晋商辉煌与衰败的悲壮沧桑历史,是我们后人能从他们的历史中去感悟那些历史的瞬间。
翻阅一下晋商历史,便可找到这个故事的原型。在19世纪末,战乱频仍,山西票号屡遭损失。不仅如此,外国银行逐渐主宰了中国金融业,他们凭借雄厚的实力发行纸币,对靠银两汇兑起家的山西票号打击很大。作为银行业的祖师,山西票号这样一种发端于农业文明的金融业受到了海洋文明的侵略。当时,清政府召集山西票号北京分号的职业经理们,商讨成立国家银行,而不信任政府的票号大掌柜们怕被套住,不愿入股。后来商量的办法是,山西只出人,不出钱,帮助政府办银行。尽管这样,票号掌柜们还是不同意,如此错过了将票号转变成现代金融业的一次机会。
历史上,也有这样真实的原型,一个叫李宏龄的职业经理人曾力劝大掌柜和股东们创办银行,却没有成功,最终被大掌柜遏制了。话剧《立秋》的题材虽然并无新意,但观众可以感受到,这是一场不同以往的晋商故事,它让人们开始反思,开始批判,而不是一厢情愿的重叙辉煌。在剧中,总经理马洪翰面对客户挤兑、天津分号被烧、大批国内外借款不能收回的困境,他恪守祖训,循规蹈矩,独撑危局,誓为丰德票号护碑守门。副总经理许凌翔则主张顺应潮流,抓住机遇,将丰德票号融入现代银行的轨道。一时间,丰德票号何去何从?一场“银行派”和“票号派”的纷争在情同手足的挚友间开始了。其实,今天的中国金融界也一直在寻找一个答案,那就是山西票号消失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显然,这出话剧,在某种意义上企图展现出作为一种可能性的原因所在。
话剧《立秋》的演出现场,许多观众都含着眼泪。每次演员在念祖训“天地生人,有一人应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观众也会默默地跟着念。其实,从艺术角度来讲,《立秋》虽然不乏亮点,但并没有超越舞台意义的话剧经验,它的成功,更多的是因为契合了时下人们浮躁中渴望宁静的心态;在话剧界普遍玩概念玩观念的时候,它的叙事方式显得一本正经,情节推进并无出奇之处,仿佛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按着人们完全可以预知的既定的宿命完成下一片段。但这种中规中矩的方式,反而让人感受到一份厚实的尊重在里面,一种对人们的审美的呼应在里面,可以说,《立秋》靠着不疾不徐的演绎,观众在没有大喜大悲的情绪跌宕之下,默默地承受着难以宣泄的家仇国恨,那是一种过于深沉的爱,以及对于社会诚信的价值的思考。 子墨
话剧《立秋》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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