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凤云

    广西大批农民工成群结队骑着摩托车冒雨返乡、重庆百余农民工冒雪徒步108公里回家……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中国人对春节的情感认同无可厚非，而对于那些远离家乡的农民工来说，“一票难求”的现实却总让“春运”带着浓浓的焦虑和忧愁。近年来，随着铁路运输能力不断提升，已经不会出现由于车厢里农民工过多，而导致火车减震弹簧被压死走不了的情形。但与社会需求相比，缺口仍然很大。

    “春运”如此紧张，不单单体现在运力不足和“一票难求”上，更深层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全国性的劳动力大流动。而总数已达2.3亿的农民工群体无疑是这支流动大军的绝对主力。

    作为“春运”客流的主要构成，农民工的季节性流动被称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迁徙，究其根源，无疑是工作地点与“家”的长时间、远距离分离。多年来，加工业、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都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力有限。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产业过于集中，带来了人员的过于集中，便有了每年春节前后的农民工“南北大迁徙”现象。这种跨区域、短时间且规模浩大的人员流动，让每年的“春运”捉襟见肘。遇有极端天气，形势更加严峻。2008年南方雨雪冰冻灾害、10万旅客滞留广州火车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每年一度的农民工春运大迁徙现象，从侧面凸显了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城镇化发展缓慢的问题。农民工不同于其他群体，他们离开农村到东南沿海地区打工，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生存。如果本地经济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具有稳固的产业支撑，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相信更愿意选择就近务工，而不是背井离乡。

    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是缓解农民工跨区域、长时间、大规模流动的关键。区域经济均衡发展不仅仅是东中西部经济的均衡发展问题，一个相当大的指标还应该包括城镇化的程度。由于大中城市承载能力有限，使得农民工“市民化”的道路“路漫漫其修远兮”，而单靠大中城市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想法也并不现实，城镇化的发展便成了有效解决问题的关键。有序推进城镇化建设，合理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就近、就地就业，不仅能够缓解“春运”难题，还有利于减轻城市压力，其在城乡统筹发展中的促进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城镇化应该是以真正的产业升级为基础的，而绝不是简单的盖盖房子。在符合条件的小城镇，因地制宜地促进相关产业发展，是吸纳农民工就近、就地就业的必要条件。城镇化也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除了产业的发展，建立健全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包括住房、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等同样重要。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民工安心进入城镇，有稳定的工作，有发展的机会，融入城镇生活，进而变成真正的城镇居民。

    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46.6%，在统计的6.22亿城镇人口中，农民工占了1.67亿。但是从每年浩浩荡荡的“春运”客流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一只脚迈入了城镇，另一只脚还留在农村”的人们，仍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不免在城乡间持续他们“钟摆式”的生存。

    但是，从很多方面我们也能看到一些值得欣慰的改变。近年来，东南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大量农民工开始“用脚”投票选择自己的工作地点就是很具代表性的事件。在农民工权利意识逐渐觉醒的表象背后，其更深层的意义还在于，产业的大范围转移。持续多年的东部沿海城市劳动力密集产业开始向中西部转移，地区间的就业差距逐步缩小，让以流动为最大特点的农民工们有了选择的机会，能够回到离家更近的地方就业，而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是因为小城镇的崛起而回流的。今年的“春运”，那些留在家乡打工的农民工们，可以不再为“一票难求”而焦虑了。而随着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以及城镇化的逐步推进，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农民工不再为“春运”而发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