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焦培培

3月11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农业补贴应与价格分离。他建议，除保留农机具购置补贴外，包括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粮食直接补贴，以及正在推行的目标价格制度等应“打包”在一起，按土地面积给予农民补贴。

柯炳生是中国农村经济专家，长期从事农业市场政策与农产品国际贸易，农业市场与价格政策等课题的研究。在全国政协第十二届三次会议期间，他的提案是关于补贴制度改革。他认为，无论是作为政策主体的托市收购制度，还是作为改革方向的目标价格制度，都是通过行政手段改变价格关系，会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

2004年以后，国内陆续在主要农产品上实行托市收购制度，使这些农产品市场形成事实上的“政策市”，目前无论是从财政负担还是产业链扭曲后果而言，托市收购都被认为难以为继。2014年，中国开始改革价格补贴方式，在大豆、棉花上试点目标价格制度，政府不再直接收购，让价格随行就市，再按照目标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差额，结合实际销售量补给农民。

在柯炳生看来，2014年推出的目标价格政策用意和出发点都很好，但做法脱离实际，结果导致国家财政补贴代价巨大。

从去年试行的情况看，目标价格可以由政府制定，但市场价格却无法明确。不同地区、不同时间价格千差万别，更困难的是，千万家农户的销售量很难确定。柯炳生分析，美国的目标价格制度之所以能够运行，是因为全国只有200万个农户，而且有一套完备的交易体系。

“在中国，如果这项制度今后从棉花和大豆推广到其他作物，要做到每年准确统计农户的种植面积、产量、品种，得花多少力气？”柯炳生认为，中国农民和种植现状决定了该制度执行成本过高，也会带来市场信号混乱等问题。而且目标价格制度也没有改变扭曲资源配置的本质。

“中国目前的问题是如何把财政支出用到最有效的地方。”柯炳生认为，实践证明，农机具购置补贴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应该保留。但是，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和粮食直接补贴，操作上实际已经或多或少与土地面积绑在一起。他建议改变补贴方法，把上述补贴以及目标价格制度都“打包”在一起，建立土地面积补贴办法。

“土地确权给建立土地面积补贴制度打下了基础。”柯炳生解释，即便土地发生流转，这部分补贴只需要给承包经营者。补贴可以看作土地收益的一部分，流转后这笔费用自然会在地租上找齐。例如，一亩地地租1000元，国家补贴100元，流转时发生的地租就只需要900元。在他看来，在目前情况下，这种打包补贴的方式更简便易行，也更透明，具体的操作方式还可以讨论。

中国土地紧缺，合理的农产品贸易结构是进口“土地密集型产品”，例如大豆、油菜籽、棉花等；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例如玉米、蔬菜和水果等。“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这样的贸易结构会自动形成。”柯炳生认为，化解目前困境的关键是按照十八大三中全会提出的要求，让市场机制在农业领域发挥决定性作用，让土地按照国际市场规律实现比较效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