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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农民情愿“守地为牢”


近日,笔者在重庆、山西走访了一些县,发现这两地有些县的部分农民不愿意加入合作社,对土地流转持观望态度。一方面有恋土情结,宁愿自己种,也不给别人种;另一方面,担忧土地权益的保障。

重庆农民有恋土情结

綦江区是重庆农业大区,近年来全区土地流转率已经超过30%。在越来越多的农地被大户、专业合作社集中经营、管理的同时,仍有不少农民对流转土地持有自己不同的想法。綦江区赶水镇铁石垭村的农妇赵福会就说:“我家里有5亩多地,现在还是我和80多岁的公公一起种。别人叫我转出去,但就是舍不得。我都种了30多年地了,现在还有力气,为啥要给别人呢?”在重庆市农委研究室主任颜其勇看来,赵福会的心态在重庆农区很具典型性。“不少留守农民仍有恋土情结。种了几十年地了,不愿闲下来,就愿自己耕作土地,能种多少算多少。”

在西南丘陵地区,由于户均土地规模较小,又高度零散,在不少农民眼中,土地流转收益不高,且不稳定,还不如自己种,保自家口粮和蔬菜。石柱县黎场乡江云村农民刘智忠认为:“我们村里户均承包地只有4亩多,土地流转费最近几年确实在涨,但平均每亩也就400多元。一户人家即便把全部土地都流转出去,一年收入也就1500多块钱。”

山西流转比例不足15%

山西省农业厅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该省基本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土地流转服务平台,大多市县出台了推动办法,并拿出专项资金予以奖补。到去年底,全省流转土地面积只有683万亩,流转比例仅为14.2%。太谷县农经中心主任薛玉平说,随着国家农村土地改革各项措施的出台和落实,部分农民愈发惜地如金,土地流转难度进一步增大。

位于山西晋中市榆次区修文镇东长寿

村的广靖蔬果专业合作社,今年想扩大土地流转面积。既是村支部书记又是合作社理事长的丁福介绍:“流转价格从每亩每年700元涨到1100元,流转农户还可优先到合作社务工,每年能有1万元左右收入,比自己种地收入高多了,但还是有十几户村民不同意流转。其中三四户农户说,政府分给了他地,他就是要种,租金再高也不租。”山西省农业厅经管局局长白剑认为,从深层次看,农民惜地导致土地“转”而不动,与城镇化和第三产业发展不足有关。由于担心在流出土地后没有稳定就业和社会保障,部分农民顾虑重重。

政策缺失也是症结

政策宣传引导不足,农民对土地流转的真正意义也不甚了解。很多农民以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卖地或者长期占地,对流转心有抵触。还有部分农民在土地政策刺激下,坐等土地升值。土地专家和基层干部认为,发展现代农业,有赖于通过土地流转扩大单位经营规模,提升农业经营效益,但也要重视农民实际的土地诉求和担忧,做好相关制度设计。

———真正完善土地流转政策。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土地流转登记、备案服务机构发展、土地流转协议正规化建设。一方面稳定农户土地流转的政策预期,让农民可以安心外出打工,踏实流转土地;另一方面,完善农地用途管制、基本

农田保护制度,严厉打击借土地流转之名,违规占用土地、改变耕地性质的违法违规行为。

———真正对资本下乡的行为设规立槛。在坚持中央“不鼓励工商资本长时间、大面积租种农民土地”基本政策的同时,通过设立大宗土地流转审查备案和预警制、建立土地流转风险金制度等措施,规范土地流转行为、促进规模农业健康发展。

———加强和完善土地纠纷调解机制。

山西晋中市农经中心主任景云飞说,当前三级土地流转平台的建立,为土地流转的信息发布、合同规范等奠定了坚实基础。平台职能主要由基层农经部门承担,但很多乡镇农经机构只有一名工作人员,连农村三资管理、村财乡管等日常事务都顾不过来,在土地流转服务的主动性以及土地纠纷的调解方面就更显不足,体制机制建设亟待加强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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