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60年代干燥处理车间

成立之初（50~60年代）生产区试验室

70~90年代沈阳化工研究院全貌

现代气质联用设备（化合物分子量）

●国家投巨资支持农药创新 ●走出去学习先进技术●推动中国农药走向国际舞台

中国农药的创制工作开始于上世纪60年代末期。当时的中国经济相对封闭，自力更生既是一种时尚，也是形势所迫。与其他行业一样，中国的农药行业基本满足当时的农业生产的需要，这应该说是个不小的成就。

70年代中国的农药，无论是生产还是使用都以杀虫剂为主。当时的农业发展水平，虫害的防治需求迫切而效果又明显。就杀虫剂而言，有机氯杀虫剂如六六六、滴滴涕大量使用，这两种杀虫剂杀虫谱广且价格便宜；同时有机磷杀虫剂正处于上升阶段，新品种不断出现。生产上，这两类杀虫剂就基本满足农业上虫害防治的需要。除草剂的应用则是另一番景象：虽然当时中国也只能生产如2,4-滴和2甲4氯这些最简单的除草剂，但是由于当时中国仍处于人工除草时期，化学除草的呼声不高。杀菌剂方面,沈阳化工研究院张少铭先生研发出多菌灵，多菌灵的出现在中国杀菌剂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沈阳院1969年合成并筛选出多菌灵 ，1971年完成中试，1973年生产，比德国BASF公司早至少两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药战线和其他行业一样迎来了美好的春天。当时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将国际上出现的大批新品种实现产业化。由于知识产权问题在当时尚未提到议事日程上，所以仿制工作并没有遇到任何法律纠纷。到1992年底，国外出现的许多新品种都在中国实现了产业化，而这个时期创制工作则退于次要地位。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知识产权问题逐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从1993年开始中国实行的专利法保护化合物，同时对国外一些品种实行七年半的过渡期行政保护。从此，农药领域里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国际完全一致了。也就是说中国的农药创制掀开了新的一页。

国家投巨资支持农药创新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百废待兴，到处都需要钱，但当时国库空虚。即使如此，国家仍然拿出不少的资金建立国家农药创制体系：“九五”期间当时的国家计委提供五千万人民币给沈阳化工研究院和南开大学建立北方农药工程中心；而国家科技部提供超过一亿元的资金在上海市农药研究所、江苏省农药研究所、浙江省化工研究院和湖南化工研究院帮助建立南方农药创制中心。同时，国家一直将农药创制列入国家“九五”、“十五”科技攻关和“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的重要课题。可以说农药创制从国家层面上给予巨大的支持和帮助，也取得显著的成果。

以沈阳化工研究院为例，沈阳院的农药专业建立于50年代中期，是中国最早的农药专业研究机构之一，王大翔先生是沈阳院农药专业的奠基人，是按现代理念创制新农药的倡导者。沈阳院先后为国家提供多项农药生产技术，到70年代末期建立起化学合成、生物测定、剂型加工和急性毒性试验等专业，并建立国家农药信息中心和国家农药质量监测中心。80年代王大翔先生利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援建项目的资金和英国政府的特殊捐款开始建立农药安全评价中心，这是创制新农药必不可少的环节。安评中心自1980年立项到1997年正常运转，前后花了十七年，历尽艰辛。自此，农药创制体系的硬件建设算告一段落。到90年代中期开始创制人员队伍建设，特别是学科带头人的配置。院里陆续从南京、广州等地引进一批博士，同时大量派员到国外学习进修，以充实生物活性测定和安全性评价这些创制体系重要环节的技术力量。

目前，除上述国家重点支持的六个单位具备初步的创制能力之外，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所和贵州大学是两个具有潜力的农药创制力量。这些单位可以称为农药创制的国家队。十年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农药创制单位的努力下出现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有些品种获得农药临时登记并在市场上销售。评价这批品种会对中国植物保护以至于农药行业有多大的影响现在还为时过早，但是有两点可以肯定：第一，期望值不可过高。因为对农药创制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农药创制是一个高投入、高风险和具备国际市场能力的企业行为。也正因为如此，国内许多实力很强的企业至今也不愿涉足。第二，在头脑清醒地认识我们的现状的同时也不可妄自菲薄、自暴自弃。要知道，过去中国的病、虫、草害防治基本上是靠国内研发、生产的农药来解决的！当然，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分工日趋明显，高端产业在向发达国家倾斜。但是中国在农药创制领域只能加强力量参与国际竞争，这也是建立创新型国家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