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60年代干燥处理车间

成立之初（50~60年代）生产区试验室

70~90年代沈阳化工研究院全貌

现代气质联用设备（化合物分子量）

●国家投巨资支持农药创新 ●走出去学习先进技术●推动中国农药走向国际舞台

中国农药的创制工作开始于上世纪60年代末期。当时的中国经济相对封闭，自力更生既是一种时尚，也是形势所迫。与其他行业一样，中国的农药行业基本满足当时的农业生产的需要，这应该说是个不小的成就。

70年代中国的农药，无论是生产还是使用都以杀虫剂为主。当时的农业发展水平，虫害的防治需求迫切而效果又明显。就杀虫剂而言，有机氯杀虫剂如六六六、滴滴涕大量使用，这两种杀虫剂杀虫谱广且价格便宜；同时有机磷杀虫剂正处于上升阶段，新品种不断出现。生产上，这两类杀虫剂就基本满足农业上虫害防治的需要。除草剂的应用则是另一番景象：虽然当时中国也只能生产如2,4-滴和2甲4氯这些最简单的除草剂，但是由于当时中国仍处于人工除草时期，化学除草的呼声不高。杀菌剂方面,沈阳化工研究院张少铭先生研发出多菌灵，多菌灵的出现在中国杀菌剂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沈阳院1969年合成并筛选出多菌灵 ，1971年完成中试，1973年生产，比德国BASF公司早至少两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药战线和其他行业一样迎来了美好的春天。当时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将国际上出现的大批新品种实现产业化。由于知识产权问题在当时尚未提到议事日程上，所以仿制工作并没有遇到任何法律纠纷。到1992年底，国外出现的许多新品种都在中国实现了产业化，而这个时期创制工作则退于次要地位。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知识产权问题逐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从1993年开始中国实行的专利法保护化合物，同时对国外一些品种实行七年半的过渡期行政保护。从此，农药领域里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国际完全一致了。也就是说中国的农药创制掀开了新的一页。

国家投巨资支持农药创新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百废待兴，到处都需要钱，但当时国库空虚。即使如此，国家仍然拿出不少的资金建立国家农药创制体系：“九五”期间当时的国家计委提供五千万人民币给沈阳化工研究院和南开大学建立北方农药工程中心；而国家科技部提供超过一亿元的资金在上海市农药研究所、江苏省农药研究所、浙江省化工研究院和湖南化工研究院帮助建立南方农药创制中心。同时，国家一直将农药创制列入国家“九五”、“十五”科技攻关和“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的重要课题。可以说农药创制从国家层面上给予巨大的支持和帮助，也取得显著的成果。

以沈阳化工研究院为例，沈阳院的农药专业建立于50年代中期，是中国最早的农药专业研究机构之一，王大翔先生是沈阳院农药专业的奠基人，是按现代理念创制新农药的倡导者。沈阳院先后为国家提供多项农药生产技术，到70年代末期建立起化学合成、生物测定、剂型加工和急性毒性试验等专业，并建立国家农药信息中心和国家农药质量监测中心。80年代王大翔先生利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援建项目的资金和英国政府的特殊捐款开始建立农药安全评价中心，这是创制新农药必不可少的环节。安评中心自1980年立项到1997年正常运转，前后花了十七年，历尽艰辛。自此，农药创制体系的硬件建设算告一段落。到90年代中期开始创制人员队伍建设，特别是学科带头人的配置。院里陆续从南京、广州等地引进一批博士，同时大量派员到国外学习进修，以充实生物活性测定和安全性评价这些创制体系重要环节的技术力量。

目前，除上述国家重点支持的六个单位具备初步的创制能力之外，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所和贵州大学是两个具有潜力的农药创制力量。这些单位可以称为农药创制的国家队。十年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农药创制单位的努力下出现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有些品种获得农药临时登记并在市场上销售。评价这批品种会对中国植物保护以至于农药行业有多大的影响现在还为时过早，但是有两点可以肯定：第一，期望值不可过高。因为对农药创制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农药创制是一个高投入、高风险和具备国际市场能力的企业行为。也正因为如此，国内许多实力很强的企业至今也不愿涉足。第二，在头脑清醒地认识我们的现状的同时也不可妄自菲薄、自暴自弃。要知道，过去中国的病、虫、草害防治基本上是靠国内研发、生产的农药来解决的！当然，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分工日趋明显，高端产业在向发达国家倾斜。但是中国在农药创制领域只能加强力量参与国际竞争，这也是建立创新型国家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走出去学习先进技术

在完成创制体系和人员准备之后，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开展创制工作了。也就是说在完成硬件建设之后，软件建设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这其中包括：第一，创制程序的确定。进入80年代，新农药的创制程序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人们对于环境和生态日益关注，在新农药创制过程中明显地强化了毒性特别是慢性毒性、残留、代谢及对环境和生态的影响方面的研究，创制过程中的试验内容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二，创制方向的确定。病、虫、草害当然是创制的主攻目标，但也要有先后。同时，植物生长调节剂、杀线虫剂、杀病毒剂要不要列入筛选内容等等。第三，如何进行管理。从一个化合物到农药产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创制新农药是一个系统工程，管理也是一门学问、一项技术。这些技术大多是沉默技术，国内没有现成的单位可供我们学习，向国外学习是我们唯一的选择。所谓的沉默技术是对照鲜明技术而言的，它不可能通过看书、听讲等间接方式获得，而必须身临其境，长期潜移默化的过程才能学到。因此，派遣创制系统各个环节的学科带头人去国外对口学习是一个借鉴学习的良好途径；同时，邀请国外大学、研究机构、公司和政府官员来院参观、讲学或作顾问等都是提高创制能力的有效方法。自80年代中期开始，沈阳化工研究院安评中心几乎所有的技术骨干都被派往国外学习，一般是3～6个月，多则一年；90年代大批合成和生测人员到国外大学学习，特别是与美国罗姆·哈斯公司建立合作关系之后，每年都派大批人员前往对方实验室进行为期3～6个月的学习和工作，双方人员共同制定试验方案、筛选化合物并评价试验结果，这对于我们创制能力的提升起到重要的作用到1998年底，沈阳化工研究院创制出氟吗啉、烯肟菌酯、烯肟菌胺和啶菌恶唑等新品种。应用试验证明，这些药剂具有良好的防治效果，在2001年全国农药交流会上，农业部农药检定所公布的92个试

验样品（按实验效果好坏国内、外统一排队）中，上述几个品种均名列前茅，其中烯肟菌酯和烯肟菌胺与国外同类产品嘧菌酯和醚菌酯相比毫不逊色！沈阳院取得的成果得益于政府的关怀和大力帮助，也得到国内外同行的热心指教，特别是美国罗姆·哈斯公司及易扬名博士本人的真诚帮助。

推动中国农药走向国际舞台

目前中国农药出口在逐年增加，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在稳步上升，有些产品如三唑酮和毒死蜱质量甚至高于原公司的标准。但是由于我们没有自己的品牌而不能直接销售，实质上我们是在卖原料而不是产品，结果吃了大亏。众所周知，农药是特殊商品，各国政府都制定了严格的登记制度，并且越来越苛刻，可以说农药的市场准入并不容易。但以中国厂家自己的品牌销售到国际市场是我们的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政府有许多工作可做，其中农药毒理学中心资格的认证就是政府行为。就是说中国的农药毒理学中心在某国的资质，是通过中国政府与该国政府间相互认证而获得的。如果中国的毒理学中心在世界各地获得资格认证，那么中国提供的毒理学资料就被承认，登记就会容易得多。这不仅对农药创制十分有利，对农药出口也十分重要。农药创制本来是个国际市场的概念，由于中国国内市场巨大，又有政府的支持，创制局限在国内尚能生存，但终归要走向国际市场，各方面力量推动这一进程十分重要。

沈阳化工研究院李宗成文/图

核磁共振波谱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