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推进体制改革，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农民工渴望长期留在城镇工作和生活，尤其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地出生成长，实现本地化的诉求十分强烈。但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管理制度，城市昂贵的居住、生活成本，以及仍然存在的较高的迁移落户门槛等，使农民工实现本地化的难度很大。农民工不能在城市定居，就要奔波于城乡之间，付出往返流动的成本；还要在家乡保留承包土地和宅基地，影响农村土地规模经营的发展，造成在家乡投资建房而又常年闲置的资源浪费；不利于形成稳定的、不断积累经验和技术的产业大军，影响产业升级和企业人力资本积累、技术改进等。因此，应顺应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要求，坚持推进体制改革，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特别要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推进劳动就业、义务教育、计划生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与户口性质相关的行政管理、社会管理等制度的配套改革，逐步形成农民工与城市居民身份统一、权利一致、地位平等的制度体系。

　　（执笔：韩　俊　崔传义　秦中春）

　　解放生产力的成就　发展生产力的力量

　　江西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

　　改革开放以来，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发扬吃苦耐劳、勇于创造的精神，用勤劳的双手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目前，农民工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农民工的出现及其队伍的壮大，是农村生产力解放的一大成就，也是发展生产力、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一支重要力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使广大农民走出土地、追求富裕的愿望得以实现。在体制变革方面，人民公社制度的废除，解放了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农村生产要素。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使农民拥有了生产自主权、经营决策权、产品销售权和收入分配权，成为相对独立的生产者，而且使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成为可能，为农民工群体的形成创造了重要条件。

　　农村富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和城镇转移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实现这一转移，至少需要两个前提：一是农业劳动生产率达到一定的高度，农业生产能为富余劳动力转移进城提供必要的农副产品；二是工业、服务业快速发展，对劳动力产生较大需求。而这两个前提的形成，正是改革开放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可以说，农民工队伍是伴随改革开放而不断发展壮大的。

　　改革开放搞活了农村经济，农副产品的丰富使农民转移进城成为可能。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长期处于短缺经济状态。1978年，我国农村尚有2.5亿没有解决温饱的绝对贫困人口。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突破徘徊的局面，连年获得丰收。1984年与1978年相比，6年间粮食总产量增长了33.6%，棉花总产量增长了188.8%，油料总产量增长了128.8%。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使一部分农民可以走出土地，寻找新的致富途径。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开辟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渠道。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鼓励多种投资主体参与经济活动，乡镇企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乡镇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吸收了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1977年—1988年这11年间转移的约1.3亿农村劳动力中，在乡镇企业就业的超过0.8亿人。在这一时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

　　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对农民工产生巨大需求。首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保持年均9%以上的增长速度。第二、三产业迅猛发展，对劳动力产生了大量需求。以第三产业为例，2006年，我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超过 2.4亿人，比1978年增加近2亿。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进城务工势头越来越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呈现“离土又离乡”的态势。其次，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我国出口贸易快速增长。由于我国具有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大部分出口企业是劳动密集型的，需要大量低成本劳动力，对农民工产生了巨大需求。第三，随着经济发展、人口流动，社会分工不断深化，许多新的行业、工种和岗位发展起来，也吸纳了不少农民工就业。第四，城镇化加速发展，吸纳了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建筑、装修、社区服务等领域。有统计表明，目前建筑行业的工人中80%是农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