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7月9日讯 新世纪的农民工特别是“农民工二代”对农村已经没有了安身立命的精神归属感。土地对于他们而言，回归了生产资料或资本的物质属性。特别是在城市化高速推进的当下，这一亩三分承包地更可能成为取舍两难的鸡肋。 

        土地已经不是农民工的命根子，即便承担着社会保障的功能，也是福利水平极低的保障，这对于在城市落脚的农民工来说，显然食之无味；然而，随着国家惠农政策的相继出台，土地收益不断提高，如果彻底割断与土地的联系，实乃弃之可惜。 

        农村人地关系的紧张程度和国家的三农政策以及城市对农民的包容度密切相关。从报道来看，深圳对“农民工二代”抛出的橄榄枝，还只是无法充饥的画饼，“农民工”称谓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候鸟式的生活性质发生根本性改变。在无法获得城市充分吸纳和福利保障的情况下，农民工在家乡的土地无论对减轻个人生活压力还是化解社会矛盾，都有着重要的缓冲作用。保障农民工的土地承包权不仅仅是对权利的尊重，更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 

        农民进城务工，土地多以代耕形式流转，很多手续和合同不完善。加之土地二轮承包时，台账面积和实际测量面积相差悬殊，导致土地确权工作滞后，上述因素都为土地流转埋下了纠纷的祸根。金融危机下，返乡农民工引发的土地纠纷多属此类。 

        另一方面，借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央鼓励土地流转的东风，一些基层政府组织无视农民意愿和权益，强行流转土地，发展所谓的“规模经营”。这是公权力对农民工土地承包权的现实威胁。 

        解除农民工的后顾之忧，从政策上讲，要切实保障农民土地承包权益长期不变，并加快争议地块的确权工作；从技术层面看，要发育土地流转中介组织，收集和发布耕地供求信息，在保证农村土地不因农民外出务工大量抛荒的同时，尽可能多地为农民工增加土地财产性收入(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