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子修：一个方面的经济政策。第一生产队要有自主权，过去都是上面瞎指挥，这是第一条。第二呢，要划分责任组，不能大呼隆。

１９７８年，凤阳遭受特大旱灾，饥饿的阴影再次笼罩在人们头上。

这一年，严宏昌当了副队长，队干部还有队长严峻长和会计严立学。小岗当时有20户115口人，上面的政策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当时凤阳县实行包干到组，但小岗生产队在实施过程中突破了每组不能少于5-8户的规定，偷偷分成了8个组。然而，即使是兄弟两家一个组，也由于人口、劳力不同而难以统一生产和分配。这个时侯，小岗村几乎人人都想到了干脆一杆子扎到底，包干到户。

严俊昌：我怎么救活小岗人，怎么救活我自家人，把土地都分给群众。

严宏昌：人人同意，谁不知道这样能干好呢，都能知道，年龄大的，年龄轻的都知道这样能干好，但是谁敢干？

谁都明白，那是一片禁区。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迈出这一步，可以想像，面临的将是轻者被批、重者被抓的风险。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严宏昌苦苦搜索可以包干到户的哪怕一点理由。

严洪昌：我每天早上起来听《东方红》，我睡在梦里我会唱《东方红》，但是我细细的还要琢磨这个《东方红》的字，每一句，每一字的字眼，最后认可到我们的党还是为人民谋福利的，党是人民的大救星。我们秘密的瞒着，等瞒住了把这个生产成绩干到手了，我们回来再向党汇报。

一方面党在农民心中的崇高威望给了他们勇气，另一方面，吃饱饭的诱惑也逐渐强大到了让他们不顾一切。严峻长和严宏昌包干到户的思想越来越坚定，队干部统一了想法，然后开始串联群众。

严俊昌：召集男子汉秘密的。

严宏昌：单线联系，因为那个时侯不敢公开。

关友江：都共识了，我们就这样干。

1978年12月的一个晚上，小岗村除正在外出要饭的两户以外，其余18户的当家男人，都悄悄的赶到村头严立华家的草房里。那是小岗村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个晚上，18条汉子聚在一起，秘密商讨酝酿了好长时间的分田到户计划。

严宏昌：大家都不愿说出来，我说只要你们愿意，今天既然我招呼你来，那就是我让你们干，你不要问了，天大的事是我捅出来的。

严峻昌：特别还有人发了誓，任何人不能说出去，就是你老婆都不能说。

这是20年来小岗村效率最高的一次会议，18个人一致同意把土地、耕牛以及农具，按户分开，只要能干一年，一年就不用逃荒，能干两年，两年就不用挨饿。只要能吃上饱饭，再大的风险也值得去冒。接下来，大伙首先就分开以后，怎么完成国家和集体的缴购任务统一了意见。

严俊昌：我第一个讲，要完成国家的，留住集体的，为什么讲呢，那人家生产队都是完成国家的，你小岗一家分开了，你国家的都不办了，你还在党的领导下呀，当时大家一口表决，坚决第一个完成国家的，留住集体的，剩下是我们自己的。

大伙都明白，三位干部承担的风险最大，就提出如果干部因此遭遇不测，其它人要照顾他们的家小。队干部综合大家的意见，由严宏昌执笔，当场立下字据：我们分田到户，如以后能干，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缴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最后，大家以最传统、最血性的方式，在自己的名字上重重的摁下了手印。

严金昌：以前也有记者问过我，你们当时搞是不是害怕，我说不怕，为什么不怕呢？为了填饱肚子，我情愿做个饱死鬼，不愿意做一个饿死鬼。说实话出去逃荒要饭，我们那时30多岁，确实丢人呀。

严立华：穷人胆大了，饿极了胆就大。

严富昌：我就在中间按，杀头先杀几个，才能排到我呢，我是这个想法。

严明昌：说害怕，那害怕你还按手印干什么呢你害怕？不害怕，杀死了比饿死了强呀，杀，杀我一个脖，饿能把全家都能饿死了，是害怕公家知道我们这个，把土地分到户干了，不准我们干，关键是怕这个。

后来，人们说小岗18户农民包干到户的举动，是中国农民挣脱极左路线束缚，向人民公社体制彻底决裂的号角；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暗自涌动的第一声春雷！小岗村18位普通农民的名字，也因此载入中国农村改革史册。

后来，这张特殊的契约，作为国家一级文物保存到了国家博物馆，小岗村自己也建起了大包干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