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组栩栩如生的雕塑，在讲述着30年前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饥饿到极点的农民，聚集在一间茅草屋里，冒着坐牢的危险，把当时属于集体的土地，分到了自己名下。为了守住这个秘密，他们立下字据，摁下手印，共同缔结了一份包干到户的悲壮契约。

这个举动最终不仅使他们吃上了饱饭，而且催生出一个30年来对中国农村影响深远的词汇——包干到户。此后，包干到户成为农村经营体制的标本，很快推广到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一直沿用了30年，并且将长久沿用下去。

这是今天的小岗村。30年前的贫穷破败已经荡然无存。

因为曾经在30年前上演过经典一幕，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小岗村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然而，看到眼前热闹的一切，甚至很难让人相信，这里就是30年前穷得叮当响的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这里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逃荒要饭出了名的小岗村。

严宏昌：1978年前我们这个小岗生产队基本上不管年龄大小，哪怕是才出生的婴儿都要过饭。

严宏昌今年58岁。小岗村旱涝灾害频繁，30年以前大多数人外出要过饭。有一年刚过了春节，严宏昌家里就颗粒无存。为了救活才两个月大的女儿，农历二月初二，两口子只好跟上亲戚开始逃荒要饭。

半个月之后，他们渡过淮河，在一个村子里找到了落脚之处。当地的生产队长动了恻隐之心，允许严宏昌和小舅子住进队里的牛棚，让他的妻子和丈母娘住进队长家放杂物的一间草屋。一家人分成两拨分头要饭，好几天不打一个照面。

严宏昌：我几天，六七天没出去，那也就是迷迷噔噔的，想起来呢就流泪，剩饼头子呀，端点豆芽汤呀，我根本我也吃不下去，我也不吃了。

段永霞严宏昌妻子：就一个星期了，我也没有看到他，他也没有看到我，他去要饭没要饭也不知道，我就去了，我说这个饼都这样了怎么没吃，怎么都霉掉了，怎么不吃呢？他后来他就流眼泪了（哭），我不敢说了。

严宏昌：小孩饿的嗷嗷叫，头，哪儿淋的都是水，背也淋潮掉了，大人身上跌的到处是泥，作为我们当时20多岁的人，上不能养老，下不能养小，你想想这个人呆在世上还有什么意思呢？

夫妻两的哭声引来好多人围观，大家都责备严宏昌寻死觅活不好好要饭。后来有好心人介绍他去铁路工地挖石方，一天可以赚到两毛钱。

只要不讨饭，严宏昌什么活都愿意干。凭一身气力，他总算能给妻儿挣一口饭吃。

而此时，小岗村的其他人也正在与饥饿抗争。

严美昌：我要饭两个月没来家，我家属用布缝一个口袋，她把那个米装在布袋里头，搁这个树叶锅里煮熟了，米呢留给儿子吃，自己再吃那个树叶子，吃两个月，结果我要饭回来她抱住我哭呢，说他差一点看不见我了

严俊昌：爬到外头啃树皮，我家门口洋槐树皮都被我啃着吃光了。

严峻昌是严宏昌的堂兄，六、七十年代当了几任生产队长，眼看着村里因饥饿减少了60多口人。

严俊昌：小岗村年年有工作组，小孩饿得头都大了，一天还搞形式，搞赛诗，我想不通。

上世纪70年代，中国农村依然实行人民公社体制。农村土地的绝大部分，统一由生产队支配耕种，耕地的牛和犁是生产队的，农民下地干活要听生产队指挥，产下的粮也由生产队统一分配。农民觉得不是在为自己劳动，出勤不出力成为普遍现象。

陆子修原安徽省人大副主任—时任滁县地委办主任：为什么出勤不出力呢，你们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当时学大寨，就评大寨工，什么叫大寨工呢？你走我也走，工分七八九，你来我也来，上工带打牌，分配一拉平，青皮啃青皮。

关友江：干了一天挣10分工，到年底一算账，小孩多的还透支。

劳力多的得不到应有的报酬，劳力少的，一年挣的工分抵不上一年的口粮款。由于缺乏干活的积极性，地也就开始糊弄人，在小岗村往往一年的口粮还不够半年吃。遇到灾年，农民只好逃荒要饭。

 极左路线给中国农村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直到1978年，全国依然有三分之一的农户人均年收入在100元以下，两亿五千万人口处于绝对贫困状态。
 
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让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冻土渐渐开始松动。这一年，安徽农村实施了一项称为“省委六条”的改革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