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近两年不少地方都将本地规划冠以“新型”之名，仔细观察，“新型”体现得并不明显，很多仍体现着“传统的”城镇建设思路。

　　三个问题

　　规划雷同，趋于同质。一城一镇承载着一部历史，一砖一瓦呈现着一方风物。但是在我国，除了个别少数民族聚居区，全国大部分城市无不是“方头方脑”钢筋混凝土建筑物的堆积。从大江南北到长城内外，从沿海到内陆，只要进入城市，既难以看到当地自然风貌，也不易感知当地的历史文化特色。

　　目前全国各地城市几乎都有非常现代化的“城市规划馆”，无不用最领先的声光电技术和设备来展现该城市规划的美好图景。但这些年来看得多了却发现，似乎脑海里并没有留下什么突出印象。不同城市之间在规划上有什么不同也分不清楚。能记住的不过是各地都非常相似的规划用语，诸如“几纵几横”“几体几翼”“几轴几带几片区”等等。

　　不仅如此，一些城市规划设计严重缺乏人文传统和自然生态理念：要么贪大求洋、照搬照抄，脱离实际建设国际大都市；要么生拉硬凑，大拆大建，建设的景观结构与所处区域的自然地理特征不协调。人们常引用果戈理的话说，当音乐和传说缄默时，只有建筑还在说话，意思是建筑对一个地方人文生态符号的显示更有持久性。如果说在小学课本中删除古诗词属于可悲的“去中国化”，从各地自然和文化个性遭到大面积地“建设性破坏”来看，中国城市规划建设中的“去中国化”更为严重。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农村地区打着“村建设”旗号，也照搬城市小区模式大拆大建，简单地用城市元素和风格取代传统民居和田园风光，导致乡土特色和民俗文化流失。

　　城市规划风格的同质化，规划概念的简单化，建设目标的普遍功利化，背后是生态观念的缺失、人文传统的中断，也预示着社会活力的枯竭。

　　自成一体，互不衔接。为适应社会对公共服务需求的日益多样性和专业化，现代政府都设置各种专业部门或机构来履行职能，但是承平日久，很容易形成“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局面，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公共管理和政府职能“碎片化”现象。这种现象在规划领域也同样存在。城镇建设规划由建设管理部门主导，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由发展与改革部门主导，土地利用规划由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主导，交通规划由交通管理部门主导，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由环保管理部门主导，如此等等。每个部门制定规划时各自都希望尽善尽美，但因为部门之间缺乏协调和沟通，各自规划方案最后自说自话，相互不协调、不匹配。例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提出照顾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但土地规划、建设规划更多地考虑产业园区的如何布局，只在城市边远角落为政策性保障房安排位置，没有考虑这个阶层对于通勤成本的敏感性。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划定的生态涵养界线经常面临当地扩大开发建设的压力，或者在一次次当地以“重新编修规划”名义下被突破。国家制定了主体功能区规划，对于限制开发或禁止开发规划，到各地不是迟迟难以落地，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地区特殊条件”需要变通。

　　还有一些规划，从口号上看就知道是没用脑子提出的，例如动不动就“财富城区、创新城区和美丽城区”并列，纷纷要打造“金融服务中心”“高科技研究基地”“生态涵养地”。殊不知因为建设“财富城区”和“金融服务中心”，必然是大资本、大机构进入，导致地租腾贵房价飙升，那些智力密集但资本不足的创业者早就避而远之了，还有什么“创新城区”“高科技基地”可言？试想，就凭华尔街的地价，能入住像硅谷那样的高新技术产业么？

　　2014年初，住房城乡建设部下发通知要求开展县（市）城乡总体规划试点，探索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土地利用规划“三规合一”。这次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主导编制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要“加强部门间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协调配合，推动人口、土地、投融资、住房、生态环境等方面政策和改革举措形成合力、落到实处”，并明确“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交通规划等要落实本规划要求，其他相关专项规划要加强与本规划的衔接协调”，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能否真正做到，依靠什么机制有效地纠正相互分割脱节现象，仍是个有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