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规范运行，吉首市给隘口村这样的公司设计了一套制度。比如，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即村组织可选派人员进入合作社监事会履行监理职能，但不直接参与和干预合作社的管理和经营。

　　同样明确的还有利益分配方式。吉首市要求，公司每年按照所占股资总额的比例分取红利，红利的50%原则上作为追加股本继续投入，另外50%作为基层集体经济收入，合理用于基层公益事业和弥补基层组织工作经费不足。

　　包括隘口在内的第一批试点村，共有4个，投入资本金总额102万元。第一年，4个村共分得红利9.2万元，全部摘掉“空壳村”的“帽子”。

　　合作的多重效应

　　村级组织、合作社、农户三方全都受益

　　截至目前，吉首已有26个村加入了这种合作的阵营。

　　“党组织活动800元，基础设施建设5000元，兴办公益事业1200元……”走进白岩乡着落村亿利德药材专业合作社，挂在墙上的红利使用公示栏，十分打眼。

　　支出金额虽都不大，但对于大山深处的着落村，却是破天荒的事。作为首批试点村，村集体两年拿了3.2万的分红。老村委会主任张才伸感慨地说：“钱虽然不多，但感觉路子走对了，村里起码有可以办事的底气了。”

　　同样提振的，还有基层组织的号召力。“村级基层组织又回到了三农工作的中心。”秦国文说。

　　杨秀忠举了个例子：每年春天，寨阳村都要组织“护笋队”，提防村里的竹笋被乱扯。以往，村民响应并不积极。如今，却不再愁没人办事。

　　尝到甜头的，不只是村级组织。

　　老家并非寨阳村的“外乡人”胡旭，初到寨阳时最感头疼的，便是如何协调与当地村民的关系。“进合作社的路，以前就是村民的地，没有村里的支持，这路修得成吗？”

　　吉首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欧阳清文说，这种合作形式既给农民专业合作社“输血”，又增强了其“造血”功能，合作社发展的内力更加强劲，农民组建合作社的积极性也更高。

　　据统计，2012年，吉首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到78家，2013年增加为108家，比2011年增长了近两倍。

　　最终受益的是农民。在隘口村，村民们以80多块钱一斤的价格，将鲜叶卖给合作社，合作社将鲜叶加工后出售，扣除经营成本，所得利润的60%又返还给村民。“收入最高的种茶大户，一年可以有十几万呢。”向天顺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