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社会发展的最显着特征就是城市化：城市人口比重从上世纪70年代的不足10%直升到近50%，数以亿计的农民从农村进入城市，由此开始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腾飞，典型特征就是体现城市实力的二、三产业的飞速增长，推动着中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的高度；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带已经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巨城区域。

　　然而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一个重要问题——乡村怎么办——显然被忽略了。当我们用欧美城市化形态来想象中国时，似乎这不成一个问题：当绝大多数人进入城市之后，乡村似乎就变成了幽静的世外桃源。但事实并非如此。大批青壮年外出打工后乡村逐渐走向衰败是很普遍的现象。虽然国家制定了村建设的规划，但这种规划在许多地方变成了“有钱盖盖房，没钱刷刷墙”的面子工程，根本原因在于村建设与城市化造成的农村持续被抽血和废弃趋势之间的矛盾没有合理解决。

　　乡村，能否摆脱被废弃的命运

　　以城市化水平衡量发展的观念是一种典型的现代城市化文明观，即相信现代化文明的本质是城市文明，乡村和传统乡土文明只能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被吸附、消解而成为工业文明的附庸，典型的形态就是西欧的庄园和北美的农场。换句话说，城市化就意味着放弃作为经济、社会与文化主体的乡村。

　　然而事实上无论欧洲的庄园还是北美的农场都不可能成为中国发展的借鉴形态。据2004年全国人口统计，中国有58.20%的人口住在农村，70.8%的人口为农村户籍，其中有约1.66亿农村户籍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即使未来30年，农村人口每年减少1000万，到2035年，中国还有5.8亿人口要依托于农村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考虑到人口自然增长的因素，到时的农村人口将超过7亿——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希望通过城市化使乡村人口减少而变成清静的庄园或农场几乎没有可能，可能的是因为放弃而使得农村失去经济、文化和社会根基而成为文化荒原与生态垃圾场。城市化发展与村建设之间的矛盾不解决，乡村的放弃乃至废弃就是难以避免的后果，而且这是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所难以承受的后果。

　　近年来国家制订新型城镇化规划，可以说是在谋求城市化发展与村建设之间的和谐与平衡。城镇化不同于城市化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城镇”实际上是沟通城市与乡镇的一个较宽泛的概念，规划中包含的城乡一体化内容，如“加快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障碍，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等要求，也体现了这种包容性思路。如果城镇化概念中的城市发展仍然沿着几十年来的“福特式城市”建设思路——以资源集中化、产业规模化、关系轴心化为中心的大都市和特大都市建设——发展，那么不但农村仍然摆脱不了被废弃的命运，就连中小城市乃至大都市的次级区域也同样沦为轴心化都市的附庸和边缘。这样一来，新型城镇化只会变成更大的巨无霸都市金字塔蓝图，如今已经渐入膏肓的“特大城市象皮病”就可能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暴发而成为举国之症。

　　乡村价值需要重新认识和发现

　　如果不放弃乡村，就不能只是在城市如何让利反哺的层次谈论乡村建设问题，而必须重新发现和认识乡村的价值，以乡村为主体寻求发展的道路。作家冯骥才曾呼吁重视乡村的价值，他认为从传统上讲，中国文化一直是以乡土社会为基础的。一旦村庄消失，文化也会随之流逝。这是对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观念的重申。但问题在于，我们还必须在当代社会发展的背景下重新认识乡村的价值。

　　乡村的价值首先是生态价值，包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的自然生态和“记得住乡愁”的文化生态价值。乡村的自然生态保护与建设如果离开了乡村主体而单纯变成为城市休闲服务的“农家乐”式伪生态，人为地把乡村分割为“有趣的”娱乐休闲环境和被忽略的垃圾污水排放地，那么所破坏的不仅是乡村生态环境的完整性，而且是农民的乡土情感基础。在这样的农村生态环境中，农民不是自己家园的主人，而是在为城里人打工的服务生，失去了自己作为乡土主人的身份意识，乡村也就失去了生态价值。因此乡村生态环境建设需要的是以乡村为整体、以农民主体认同为内涵的人文生态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