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2012年广东统计年鉴》，目前全国城镇化水平已达51%，广东省达52%以上。但城镇化的具体衡量指标是什么？至今没有统一说法，有的以城镇居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为指标；有的则是以“撤县设市”后以“市域”人口为指标，如深圳、佛山、珠海全境为市，“被城镇化”了；有的则是以无农业为指标，如深圳就成了完全无农业生产的城镇化地区了。我国城镇化已成为政绩口号，因而造成城市扩张迅速、无序，加上20世纪90年代“撤县设市”对城市发展的误导，从而造成种种的潜在危机。

　　城市无限扩张，鲸吞农村，社会矛盾显现。以广东为例，自“撤县设市”之后，全省共建21个地级市。全省境内皆“市”，下设37个县级市，其中有14个县市已改为市区，还有44个县，即尚有44个农业县。设市之初，各市对市区面积尚有约束，中央对此也仍严格把关。如广州市在上世纪80年代初市区面积为54平方公里，几经努力，到1994年才通过城市规划批准扩大到355平方公里。东莞、中山则一县全域为市，并提升为地级市，引发各县级市争相成为地级市而矛盾重重。近年来，大多地市都把郊区划入市区，又把部分或全部市辖的县级市改为市“辖区”，此一“偷天换日”之举使市区无限扩大。据统计，广州市区面积已达3843.43平方公里，为原来市区的10.82倍；佛山市则扩大到3883平方公里，为原来市区面积的122.7倍；惠州市达2737平方公里，珠江三角洲9个地级市市区总面积已达20801.5平方公里，可居住2亿以上人口，若按香港市区建设用地面积计则可居住7亿～8亿人口。深圳市2020平方公里，已无地可耕，该市城镇化名列“全国第一”了。

　　因为市区的无限扩大，农村成了不城不村之地，而“城区”鲸吞大量农村和农用地，并造成大面积环境污染，把农业逼上绝路；城郊不断向外扩展，大量村庄被拆迁改造，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不断出现群体性事件；同时，原农村农民得到征地补偿金，大量建设违建屋出租，成了不劳族，由于不用劳动，青少年也不用读书，导致不少潜在的社会问题。此外，因城市“缺乏劳动力”需大量外来工从事第二、三产业，甚至连农区也靠外来工从事农业生产。外来工居无住所，只能靠旧村屋和搭简易窝棚居住，形成了贫民区。引起的社会矛盾已成城镇化进程中的一大隐患。

　　农业危机四伏

　　耕地不断减少，农业缺乏根基。因城市的无限扩张，农田不断遭鲸吞。以广州市为例，20世纪80年代初期，全市有耕地面积16.87×104公顷，其中近郊有2.93×104公顷，花都、番禺有6.63×104公顷，增城、从化有7.32×104公顷。如今近郊耕地已全部消失，花都仅剩2.30×104公顷，已减近半；番禺仅剩4.00×104公顷，行将消失；增城、从化耕地也在急剧减少之中。东莞、中山两市原各有10×104公顷耕地，现在分别只剩1.4×104公顷和3.47×104公顷，各减少86%和65.3%。粤东地区原人均耕地仅0.067公顷，如今约为原来的1/5或1/10了。

　　特别要指出的是，农业生产环境恶化，耕地质量劣化。主要问题是土壤和水体受污染，造成土壤毒化和无水灌溉农田，使农田失去“生命”之源。土壤和水环境污染不但发生在城镇周边地区，更发生在农村地区。城镇周边主要是工业和生活“三废”的排放，农村则是污染企业“三废”及农村生活垃圾排放，致使土壤重金属污染严重，同时农业化肥的过度使用也使农田环境恶化。农村水源泉的污染，使农业失去生机，尤其是平原农村的江河、溪流、池塘受污染。

　　广东省水污染最严重的是粤东地区，其中流经普宁、潮阳的练江和流经饶平的黄岗河都是劣Ⅴ类水质，早已不宜灌溉。土壤和水源污染使耕地质量劣化，是农业生产的致命伤害。

　　自然环境受破坏和环境污染严重，包括自然环境的人为破坏和环境污染两方面。首先是丘陵山地生态屏障作用受削弱。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广东全省丘陵山地森林植被因植树造林和护林而逐渐恢复，生态屏障作用增强，然而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广泛引种桉树，因大规模烧山和桉树的生态特点，造成水土流失严重，并改变了本地森林生态结构，严重削弱了森林的生态作用。

　　社会问题，农业危机和生态环境恶化，是城镇化中的潜在危机，严重威胁着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应当予以足够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