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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村里被遗忘的符号


 

  当记者出现在广东东莞市那些垃圾填埋场的时候,人们的眼光都像在看一种绝迹多年的动物。

  那是城市中最脏最臭的地方,在其中生活着的人,也是城市中最脏最臭的人。这是一群最不嫌脏,又最被人嫌脏的人。没有人会爱上这种地方,除了这群人――依靠垃圾场为生的底层民工。

  在“外来务工人员”集中的城市中,他们都算不上是一种卑微的存在,事实上,“边缘”到似乎并不存在。只有垃圾场记录下他们的生存实录:有一群人,他们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甚至语言、命运,和垃圾成为一体。

  但这一生存实录,在他们的迷茫中,离尽头也越来越近了。

  捡出来的生活

  垃圾围城,一个令人动容的词组,让城市里的人们对简单的垃圾填埋场日益仇视,每个人都嫌弃那里的脏与臭,批评着潜在的污染危险,然而似乎又都不记得,那些垃圾中,有自己的一份“生产力”。

  2004年以来,东莞市开始要对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垃圾场的公害意义,变得确凿无疑。唯一不嫌弃垃圾场的脏与臭的,只剩下那些依靠垃圾场为生的底层民工。

  大岭山镇的旧飞鹅垃圾场,就在莞长路旁边的旧飞鹅岭,一处清秀的小山岗。这个简易的填埋场,养活着27名从事废品回收与垃圾填埋的工人,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资源回收。

  2013年5月29日这天,高岗上的垃圾场里,一大群工人正在埋头干活,10几名女工在新到的垃圾里翻找废品,10几名男工则在把废品装上前来收购的货车。

  这天天气晴朗,艳阳高照。堆积了10天的废品,已经沿路排出上百米长的一条堆放带。破鞋子,破塑料,碎纸片,纤维袋,玻璃瓶,各各分类打好了包。来拉废品的货车一辆辆地开上来,10几名工人把货往车上搬。

  前段时间一直在下雨,所以货一直没卖,大家都等得有些心急。

  “卖不掉货,就换不成钱啊。”来自云南文山广南县黑支果乡的小王说,捡废品的工人都不拿工资,全部收入要靠废品分成,老板拿四成,工人拿六成,所以捡得多意味着收入多。

  不过,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大家都觉得比较丧气,因为废品的价格一直在很低位徘徊,相比以前,收入少了很多。

  小王的妻表叔,永州人老冯,正站在垃圾丛中收集纤维袋,他手里拿着一把锋利的弹簧刀,提起一袋垃圾一刀划下去,倒出来一大堆绿色的泥巴。那些都是工厂里出来的垃圾,除了袋子,其它都没用。纤维袋已经堆了一大堆,老冯说得有个百来斤了,现在6毛钱一斤,捡了一天,自己能分到五六十块钱。

  老冯说,以前赚钱比现在容易,那时候行情好,捡到的东西也多,一天能赚100多元,现在一天顶多就五六十元。“可不比你们,体体面面,赚得又多哟。”老冯并不经常见到穿得整齐干净的人,一见面,心里就有“我们”和“你们”的区分,在他眼里,“你们”来自另一个世界。

  老冯在垃圾场工作已经13年,常年光着膀子干活,身上每一寸皮肤都晒得黝黑发亮。他说自己已经13年没穿过上衣,即便是在冬天,也是早晨披着出来,一到垃圾堆就脱掉,他不怕冷,也懒得洗。“要不是为了遮羞,内裤我都不愿意穿。”

  老冯身上一条齐膝的大短裤,一双黑色雨靴,都是垃圾堆里捡来的。“垃圾场,它就是个百宝场,什么都有,不用买。”小陈说,几乎所有工人的衣物都来自垃圾堆,比如老冯,就没见他买过衣服。自己虽然是司机,不捡废品,但也一样穿垃圾堆里的衣物。只有过年回家前,会去买一套新衣服,干干净净,“人五人六地回去”。出来打工的,回家都是荣归,不能被人瞧不起。

  垃圾抵达场子前,早已经过城市拾荒者、环卫工人们淘过几次,所以能捡到的多是不太值钱的废品。工人们最喜欢的是电线,剥出来就是铜,价钱高,但是量很少,1‰不到。然而也有人捡到过宝贝――小陈伸出双手,在脖子和小臂上比划,手链、戒指、项链都有,全是金的,那一次那家伙可是赚大发了。

  老冯说,那算什么,还有一个工友捡到过一个钱包,里面装着几千块钱呢。因此每当从垃圾堆里翻出钱包,大家都收起来,带到林子里,跟开彩票一样一个个拆开,林荫下的地面上,丢了一地的破钱包。更夸张的是有工人还捡到过小孩,从垃圾车上倒出来,有小被子裹着,几个月大的男孩子,哇哇地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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