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中国,在极速城市化的过程中,一切都发生得那么自然,但是又那么迅速。这种史无前例的变化速度,将诸多矛盾也同样迅速的推向前台。
对于成都来说,也没有什么例外。一份由国家信息中心在北京发布《西部大开发中的城市化道路——成都的城市化模式案例研究》研究报告,将成都过去十年的发展,分为了三个阶段:全城谋划阶段、全域统筹阶段、全球定位阶段。
按照该报告对成都发展阶段的划分,从1999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启动到2003年,是全城谋划阶段。这一时期成都的发展思路主要是通过放宽民营经济准入限制,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盘活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资源,建设城市,发展城市,经营城市。
从2003年到2009年,是“全域统筹”阶段。这一时期成都按照中央提出的“五个统筹”要求,把战略视野从全城扩展到全域,从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到破解城乡二元体制,在城乡统筹中推动了全域成都的均衡发展、协调发展。
2009年,在总结西部大开发十年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成都进一步把战略视野拓展到全球,进入了新的“全球定位”阶段。其目标是打造“全球城市网络中的节点城市”和“世界现代田园城市”。
该报告透露,“至2003年,三大圈层(中心城区、近郊、远郊)经济总量的差异已经非常明显,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日趋显现。”
这种城乡矛盾并非成都所独有。其本质是城乡二元体制所造成的二元经济现象。在中国迅速城市化的进程中,无法等待工业化的自然力量来打破这种二元格局,唯一的出路只能是由政策导向来将其破解。
这是中国绝大多数城市发展必须破除的一道宿命。
在此背景之下,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 “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
成都城乡综改的帷幕也由此拉开,进入其“全域统筹”的发展阶段。其目标是实现城乡规划、产业发展、市场体制、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管理体制“六个一体化”。
由此他们提出“三个集中”(即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向集中居住区集中)和“四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发展思路,围绕以要素市场化为核心,进一步将改革推向深处。
同时,也对中心城市、近郊、远郊三个圈层进行了全域视野的产业定位和功能调整。并围绕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流转制度进行改革。推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户籍制度改革配套建立了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并与城市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接轨,逐步建立城乡基本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报告,这一系列统筹城乡的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2003—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幅为14.0%,与同一时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幅大体相当,2007年,全市农村人均纯收入已增至5642元。同时,近郊区人口城市化率快速上升,2007年较2003年增加了21.47个百分点,远郊县市人口城市化率也不断加快,5年间增长了12个百分点,突破30%,步入了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城乡差距正在开始不断缩小。”
而到2008年6月末,据统计,失地农民集中居住区劳动力12.53万人,就业12.03万人,就业率为96%,基本实现了比较充分就业。就业结构实现了由2002年的一、三、二转变到2007年的三、二、一,初步解决了“三个集中”过程中“人往哪里去”的关键难题。
更重要的是,成都十年的发展,实现了要素的市场化。
所谓要素市场化就是通过大力推动改革创新,突破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诸多体制瓶颈,把市场化进程向土地等要素市场纵深推进,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形成以市场为基础的要素集聚和积累。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城乡一体化的统筹改革,可以视为要素市场化的基础和保障。因为如果没有城乡一体化的改革,随着城市的扩张,对于要素之一的农村土地的流转过程,最可能的就是导致农民的利益受到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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