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中国，在极速城市化的过程中，一切都发生得那么自然，但是又那么迅速。这种史无前例的变化速度，将诸多矛盾也同样迅速的推向前台。

　　对于成都来说，也没有什么例外。一份由国家信息中心在北京发布《西部大开发中的城市化道路——成都的城市化模式案例研究》研究报告，将成都过去十年的发展，分为了三个阶段：全城谋划阶段、全域统筹阶段、全球定位阶段。

　　按照该报告对成都发展阶段的划分，从1999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启动到2003年，是全城谋划阶段。这一时期成都的发展思路主要是通过放宽民营经济准入限制，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盘活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资源，建设城市，发展城市，经营城市。

　　从2003年到2009年，是“全域统筹”阶段。这一时期成都按照中央提出的“五个统筹”要求，把战略视野从全城扩展到全域，从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到破解城乡二元体制，在城乡统筹中推动了全域成都的均衡发展、协调发展。

　　2009年，在总结西部大开发十年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成都进一步把战略视野拓展到全球，进入了新的“全球定位”阶段。其目标是打造“全球城市网络中的节点城市”和“世界现代田园城市”。

　　该报告透露，“至2003年，三大圈层（中心城区、近郊、远郊）经济总量的差异已经非常明显，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日趋显现。”

　　这种城乡矛盾并非成都所独有。其本质是城乡二元体制所造成的二元经济现象。在中国迅速城市化的进程中，无法等待工业化的自然力量来打破这种二元格局，唯一的出路只能是由政策导向来将其破解。

　　这是中国绝大多数城市发展必须破除的一道宿命。

　　在此背景之下，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 “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

　　成都城乡综改的帷幕也由此拉开，进入其“全域统筹”的发展阶段。其目标是实现城乡规划、产业发展、市场体制、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管理体制“六个一体化”。

　　由此他们提出“三个集中”（即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向集中居住区集中）和“四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发展思路，围绕以要素市场化为核心，进一步将改革推向深处。

　　同时，也对中心城市、近郊、远郊三个圈层进行了全域视野的产业定位和功能调整。并围绕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流转制度进行改革。推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户籍制度改革配套建立了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并与城市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接轨，逐步建立城乡基本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报告，这一系列统筹城乡的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2003—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幅为14.0%，与同一时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幅大体相当，2007年，全市农村人均纯收入已增至5642元。同时，近郊区人口城市化率快速上升，2007年较2003年增加了21.47个百分点，远郊县市人口城市化率也不断加快，5年间增长了12个百分点，突破30%，步入了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城乡差距正在开始不断缩小。”

　　而到2008年6月末，据统计，失地农民集中居住区劳动力12.53万人，就业12.03万人，就业率为96%，基本实现了比较充分就业。就业结构实现了由2002年的一、三、二转变到2007年的三、二、一，初步解决了“三个集中”过程中“人往哪里去”的关键难题。

　　更重要的是，成都十年的发展，实现了要素的市场化。

　　所谓要素市场化就是通过大力推动改革创新，突破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诸多体制瓶颈，把市场化进程向土地等要素市场纵深推进，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形成以市场为基础的要素集聚和积累。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城乡一体化的统筹改革，可以视为要素市场化的基础和保障。因为如果没有城乡一体化的改革，随着城市的扩张，对于要素之一的农村土地的流转过程，最可能的就是导致农民的利益受到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