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50年，成都“田园梦”
霍华德的城市理想是，“自然之美，社会公正，城乡一体”，这也是成都未来的城市理想。但是很明显的，成都的“世界现代田园”梦，与霍华德的城市理想依然不可同日而语。
世界现代田园城市。
虽然无法探究这个城市概念产生的细节，但毫无疑问，它应该与霍华德的“花园城市”的概念，至少有着精神上的远亲关系。这位19世纪的英国社会学家，出于对自己周围城市的观察，深深感受到城市发展所带来的种种弊端，而在1898年写成了《明天的花园城市》一书，阐述了“花园城市”的理论，提出城市建设要科学规划，突出园林绿化。
霍华德的“花园城市”模式图是一个由核心、六条放射线和几个圈层组合的放射状同心圆结构，每一个圈层由中心向外分别是：绿地、市政设施、商业服务区、居住区和外围绿化区，然后在一定距离上配置工业区，整个城市区被绿带网分割成不同的城市单元。
霍华德的城市理想是，“自然之美，社会公正，城乡一体”。
这也是成都未来的城市理想。但是很明显的，成都的“世界现代田园”梦，与霍华德的城市理想依然不可同日而语。
霍华德当年所处，不过工业化发展初期，作为工业经济附属物的现代城市，刚刚起步。嘈杂、汗水、烟尘以及暗淡的灯光，都是它所必须的营养和乳液。城市，这个刚刚兴起的庞然大物，物质的聚合体，人类的聚集地，欲望的奔腾场，无不煎熬着诸如霍华德这类社会精英的心智，让他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
然而，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成都，作为一座发育中的中国西部城市，它所面临的城市境遇和文化处境，已经与霍华德时代大不相同。19世纪英国与今天的中国差别太大。
煎熬着这座城市当政者的，不是简单的自然与人的关系。“我们期望用这样一个符合成都实际，适应长远发展需要的新的定位和目标，引领成都新一轮的科学发展”，关于成都打造“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目标，该市的市委书记李春城曾如此表达他的愿望。
成都的实际是什么呢？处于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这是大的环境；借助国家西部开发的举措，成都在过去十年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并在内陆城市之中占据了一个高地，这是自身的实际；而另一个实际，则是在更宏观的视野中，全球化正在无可避免的席卷这个星球，成都无法置身其外。
但成都在其中看到的是机遇。
李春城说：“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业发展上，有可能跨越传统发展方式的某个阶段，带动整个城市快速甚至是跨越式发展。”，“也许是改革30年来，我们第一次可以和东部城市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成都未来的理想不是做一个霍华德式的小城镇。成都的城市理想是，在城市形态和发展水平上，将是超大型、现代化的城市，同时也是符合田园城市理想、统筹城乡发展的城市。广大的农村地区是“人在园中”，二、三圈层是“城在园中”，中心城区是“园在城中”，把城市和农村两者的优点都高度地融合在一起。
“最终让广大城乡居民得益受惠，既享受高品质的城市生活，又同时享受惬意的田园风光。”
过去10年，城市化积淀
城乡矛盾并非成都所独有。其本质是城乡二元体制所造成的二元经济现象。在中国迅速城市化的进程中，无法等待工业化的自然力量来打破这种二元格局，唯一的出路只能是由政策导向来将其破解。
成都的底气，也许首先来自他们进行了十年发展所得的积淀。
如果从现代城市的发展史来说，城市的发展犹如个体的发育，有一个自然而缓慢的过程。生产方式和经济的发展，作为内在的驱动力，一直不断地暗中推动城市形态的嬗变。
资料显示，在城市化率从20%提高到40%这个过程中，英国经历了120年，法国经历了100年，德国经历了80年，美国经历了40年，前苏联和日本分别经历了30年，而中国仅用了22年。
专家们认为，相对缓慢的城市化进程，有利于新的非正式的社会契约关系的建立和完善，一定程度可以减轻城市化的阵痛；同时，城市管理体制的完善，也有利于通过有效的福利制度和政策措施，最大程度减轻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冲突和不确定性。
而中国，在极速城市化的过程中，一切都发生得那么自然，但是又那么迅速。这种史无前例的变化速度，将诸多矛盾也同样迅速的推向前台。
对于成都来说，也没有什么例外。一份由国家信息中心在北京发布《西部大开发中的城市化道路——成都的城市化模式案例研究》研究报告，将成都过去十年的发展，分为了三个阶段：全城谋划阶段、全域统筹阶段、全球定位阶段。
按照该报告对成都发展阶段的划分，从1999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启动到2003年，是全城谋划阶段。这一时期成都的发展思路主要是通过放宽民营经济准入限制，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盘活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资源，建设城市，发展城市，经营城市。
从2003年到2009年，是“全域统筹”阶段。这一时期成都按照中央提出的“五个统筹”要求，把战略视野从全城扩展到全域，从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到破解城乡二元体制，在城乡统筹中推动了全域成都的均衡发展、协调发展。
2009年，在总结西部大开发十年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成都进一步把战略视野拓展到全球，进入了新的“全球定位”阶段。其目标是打造“全球城市网络中的节点城市”和“世界现代田园城市”。
该报告透露，“至2003年，三大圈层（中心城区、近郊、远郊）经济总量的差异已经非常明显，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日趋显现。”
这种城乡矛盾并非成都所独有。其本质是城乡二元体制所造成的二元经济现象。在中国迅速城市化的进程中，无法等待工业化的自然力量来打破这种二元格局，唯一的出路只能是由政策导向来将其破解。
这是中国绝大多数城市发展必须破除的一道宿命。
在此背景之下，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 “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
成都城乡综改的帷幕也由此拉开，进入其“全域统筹”的发展阶段。其目标是实现城乡规划、产业发展、市场体制、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管理体制“六个一体化”。
由此他们提出“三个集中”（即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向集中居住区集中）和“四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发展思路，围绕以要素市场化为核心，进一步将改革推向深处。
同时，也对中心城市、近郊、远郊三个圈层进行了全域视野的产业定位和功能调整。并围绕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流转制度进行改革。推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户籍制度改革配套建立了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并与城市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接轨，逐步建立城乡基本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报告，这一系列统筹城乡的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2003—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幅为14.0%，与同一时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幅大体相当，2007年，全市农村人均纯收入已增至5642元。同时，近郊区人口城市化率快速上升，2007年较2003年增加了21.47个百分点，远郊县市人口城市化率也不断加快，5年间增长了12个百分点，突破30%，步入了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城乡差距正在开始不断缩小。”
而到2008年6月末，据统计，失地农民集中居住区劳动力12.53万人，就业12.03万人，就业率为96%，基本实现了比较充分就业。就业结构实现了由2002年的一、三、二转变到2007年的三、二、一，初步解决了“三个集中”过程中“人往哪里去”的关键难题。
更重要的是，成都十年的发展，实现了要素的市场化。
所谓要素市场化就是通过大力推动改革创新，突破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诸多体制瓶颈，把市场化进程向土地等要素市场纵深推进，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形成以市场为基础的要素集聚和积累。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城乡一体化的统筹改革，可以视为要素市场化的基础和保障。因为如果没有城乡一体化的改革，随着城市的扩张，对于要素之一的农村土地的流转过程，最可能的就是导致农民的利益受到侵害。
“土地没了，工作也没着落，这样的建设有什么意思？”在一次调研中，一个农民的质问让厉以宁印象深刻：“城乡一体化绝对不能让农民权益受到损害。”
根据成都方面的介绍，通过开展农村产权制度、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充分释放了农村中的土地与劳动力资源，进而通过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让周边地区的产业、资本、技术、信息与人才等要素形成了强大的集聚效应。这种城市集聚效应使得成都近年来始终处于快速扩张过程中。
产业，产业
产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制定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相关规划，成都找到的第一个切入点就是产业发展，它是一个突破口。
城市是产业的载体，产业是城市的支撑。一个现代城市，无法离开支撑的产业。
在最近出台的成都市50年规划中，成都在总体功能分区的基础上，划定了13个市级战略功能区和一批区（市）县管产业功能区。
“产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制定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相关规划，我们找到的第一个切入点就是产业发展，它是一个突破口。”成都市规划局副局长王松涛认为，13个市级战略功能区和区（市）县管产业功能区是成都实现总体发展战略的重要空间载体，也是成都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产业引擎。
成都基于城乡一体化所作的产业规划努力是显而易见的。其中典型的案例“东调工程”被屡屡提及。所谓东调工程，是指成都市对位于东郊的老工业基地的一次腾笼换鸟行为的简称。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在成都市东郊地区布局了以电子、冶金、机械制造等产业为主的骨干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到2000年，在锦江、成华两区建成区内，已先后聚集了169户中央、省、市、区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达到322亿元，从业人员15.3万人。使得东郊成为成都市最早的工业聚集区。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东郊老工业区体制性、结构性问题逐步显现，制约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日益突出。2000年东郊169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负债率达67%，高于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0个百分点。
2001年8月，成都启动了东郊老工业区的结构调整工程，到2006年底基本完成。通过“东调”实现了工业向园区集中和产业聚集，这其中，就包括攀成钢无缝钢管生产区迁至青白江，奠定了青白江区冶金主导产业地位；一汽技改项目迁往龙泉驿，突出了该区的汽车产业主导地位；成发集团等制造业迁移至新都后，该区的装备制造业主导地位得以巩固；宏明电子、国光电子、虹波实业等六家电子元器件企业搬迁至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形成了开发区发展电子元器件的基础，壮大了电子元器件产业集群发展，等等。
“东调”前，电子产业占经开区的比重为15%—20%，“东调”后，这一比重已上升到30%，同时开发区电子元器件产值也占到全市该行业产值的50%以上，2005年9月开发区又被国家信息产业部批准为国家（成都）电子元器件产业园。产业布局更趋合理，聚集效应逐步显现。
而另一方面，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又促进三次产业在城乡之间的广泛联合，实现城乡产业优势互补，推动三次产业互促融合。
此外，成都典型的业态创新是农业与旅游业的有机结合，如锦江区三圣乡的“五朵金花”、温江区花卉休闲观光产业等，逐渐实现城郊农业向现代乡村旅游转型。促成涉农产业向精品化、多元化、产业化和公司化方向转变，推动形成现代农业。
不仅如此，由于城乡一体化打开了内需消费的“潘多拉”盒，直奔产业高端或高端产业的规划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
“我们一开始并没有想在成都建一个西部基地，只是说把旗下淘宝的业务到成都建一个点。最终这么大的投入，很大一个原因是成都城乡一体化的建设。”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童文红这样解释阿里巴巴最终在成都投资1亿美元的原因。在阿里巴巴看来，未来的电子商务有一块大市场在农村，而城乡一体化的推动，将使成都农村更快地形成购买力。
而该市市政府参事、学者王进认为，除了基础设施的条件，成都悠闲、宜居的城市氛围和自然环境，新型城乡形态建设，既提供了成都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