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走企业VS产业转型张育彪：我们以前穷时也没有因小失大，以后更不会。

　　记者随着工人们坐绿色电瓶车，环绕着山上下，通往她们所在的华盛玩具有限公司、创成工艺制品有限公司等地。南岭时装广场前，休憩、散步的大有人在，农贸市场里熙熙攘攘，酒楼前门庭若市……这般繁华，这般风光，为何在当年一穷二白的“鸭屎围”出现？

　　在改革开放前，南岭村的所有集体经济，只是土地加耕牛，人均收入还不到100元，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1979年5月6日，穷怕了的200村民相约一起逃港。“其实从1956年到1979年，全村已经陆续逃出去500多人了。”已退休的民兵队长袁英详为之感慨：“吃不饱啊，太艰苦了！”

　　张育彪记得当晚的情形——— 爸爸从墟上卖蘑菇回来，发现灶头冷清，惊问儿子：“妈妈呢？”“妈妈去香港赚钱啦！”当时任沙西大队副支部书记的张伟基赶紧带上民兵，开拖拉机赶到深圳河边，追回了包括他妻子在内的50多名逃港者，但仍有100多名村民外逃了。这件事对张伟基刺激太大，他攥紧了拳头暗暗发誓：一定要把村民的生活水平搞上去！

　　第一桶金要靠自己赚来。上世纪80年代伊始，老书记秉着“要想富先修路”的共识，引导村民突击修路，清扫垃圾，拆除猪牛栏，栽花种树，美化村容村貌，给投资创造了环境。1980和1982年，村里通过合作办厂、引入港商，有了自己的第一家内联厂和来料加工厂。次年，全村人均收入1147元，一举摘掉贫穷落后的帽子。1982年3月，深圳市环境卫生处理处征用竹山、大窝坑山90亩山地作垃圾处理场，给南岭村补偿了39万元的征地费。

　　张伟基又决断地向银行贷了超过村集体资产总额一倍的款，扩大再生产。南岭自己的村办企业发展了起来，外资企业也纷至沓来，“什么南北公司，什么粤强……”袁英详说，就这样滚成了雪球。这39万元就像会生蛋的鸡，为南岭日后的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昔日逃港谋生的乡亲纷纷回来建房、结婚、定居。

　　有着这种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南岭村在面临挑战时，也多能从容不迫。去年，金融海啸侵入深圳时，作为产业链的延伸，南岭村的工厂也备受煎熬。发展最高峰时的60多家工厂现在只剩50多家了。但张育彪却说：“我一点也不担心金融危机。”他说，除了部分工厂因为做不下去倒闭或者迁走的，南岭村还主动“劝走”了五六家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像这种企业，盈利是快，但是对整个村环境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我们以前穷时也没有因小失大，以后更不会。”

　　张育彪表示，南岭村的未来将会朝着文化产业的方向转型，其中大型雕像造型“长征园”、丝绸文化园等已经建了起来，“南岭春色”曾获“深圳八景”提名。

　　保留试验田VS激活闲人张明辉：我们都是下过田的，干这点活算什么！

　　年轻人不劳动、不读书、不工作是一些富裕了的农村出现的一大难题。这事在南岭村处理起来非常容易，在《南岭村股份合作章程》中明确规定：学生初中没毕业，不安排工作，不参加分配；有劳动能力不参加村集体工作，取消分配。张育彪说：“村里不养闲人。”

　　张育彪解释说，如果村民没找到工作，大部分情况下村里都会安排其就业；但如果此人自身游手好闲，尸位素餐，便宁可“给外地人这个机会”，也不会给这个人面子。“我们这里，不劳动的人，地位再高，也不会被人看得起。”老书记张伟基的妻子在村里做清洁工，一做十几年。

　　30岁的张明辉曾跟随打工的父亲，在罗湖区念完了小学和中学。“那时候同学们一听我是南岭村的，都会说，啊，南岭村好啊！”他笑笑说：“也不知道‘好’什么。可能他们以为我是太子爷吧。”事实上，班上要搞大扫除，张明辉比哪个同学都干得欢。“我们都是下过田的，干这点活算什么！”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传统农业已经慢慢在南岭村退出历史舞台，他怎么还会下过田呢？原来，南岭村在把土地转化资产分给村民时，特别留下了20亩的田，不为收获，只作为学生的教育基地。每年放暑假，张明辉都要“赤脚下田”，如今他回到社区工作站工作，也负责每年带学生去插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