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间小洋楼后院放着村民曾用过的鸡笼。

      张氏公祠，在南岭村张氏为第一大家族。

       南岭购物广场旁一幢被保护下来的炮楼。

　　岗厦拆迁造就十个亿万富翁。造富神话的背后，是急速城市化进程中，城中村在财富、传统、文化方面的去留博弈。从2006年起，深圳城中村开始大规模改造，以“推倒重来“局部改造”及“综合治理”三种方式逐渐退出江湖，融入现代化城市格局，此举涉及189个城中村。2010年之前，特区内城中村的拆除重建规模要达到总量的20%。

　　深圳特区已满29岁，正是风华正茂、敢闯敢试的年轻人。每个城中村所独有的精神和标签，也是深圳精神文明的原动力。怎样在一座座即将消逝的村庄中，避免这种无形的资产随同城市化而消失？

　　今天起，我们启动“抢救城中村”大型公益项目，将对60个城中村样本进行连续透视报道。对当前深圳正在推进的城中村改造和城市更新尽帮忙提醒之责。既为城中村树碑立传，也为守望深圳精神。

　　南岭村，位于深圳市龙岗区，整个南岭村没有贷款，没有负债，净资产达到13亿元，一年总收入在2.3亿元，800名村民人均纯收入15万元，4.12万平方公里吸引了5万名外来工。

　　在村委会前的公园内，七八位老汉围着一棵百年大榕树打牌，在忽缓忽急，忽抑互扬的客家话里树叶沙沙作响。

　　南岭，这个曾被讥为“鸭屎围”、引发过“逃港”风潮的小农庄，如今人均年收入达15万元。在农村城市化的考题前，南岭村递交的答卷让人兴奋，两任总书记———江泽民和胡锦涛都亲自到访题词，“天下第一村”的美誉不胫而走。

　　作为农村面貌天翻地覆变化的一个缩影，南岭村除占了天时、地利、人和，还具备了什么？作为共同富裕的典型，南岭村为此又曾付出过什么，失去过什么？作为全市甚至全国都在静观眺望的排头兵，它会否在重重压力之下，脚步变得迟缓踌躇？

　　出租老屋VS盘活村景张育彪：我是特意要保留下它们的。这里不准村民盖5层半以上的楼。

　　布沙路路口，沿一个斜坡而上，就是南岭村的入口，甚至没有其他村高耸的豪华牌坊。路两旁榕树茂密，曾有人劝村里的党委书记张育彪，把树砍掉，可以多设一条车道，被他鄙视说：“多一条车道，能省你多少时间？这些树砍了，大门前乌烟瘴气，得不偿失！”

　　村里看起来繁忙有序，商场簇工厂，绿树环鲜花，但并不气派。村口走上来，一座旧时的炮楼映入眼帘，漂亮的红色屋顶微微翘起，匾牌上书“乔尚云屏”。走近，老墙上挂着新漆的牌子“南岭社区警务室”。年轻的保安说，旧式建筑讲究对流透气，住在炮楼并不逼仄闷热，而且，“炮楼本来就是防御外敌的，我们做安保的住这感觉很踏实”。

　　炮楼后还有一排老民房，空地上晾着一排半湿的牛仔裤和T恤衫，古水井清澈见底。旁边一中年男子正欲发动摩托车，见记者询问，他说，这屋子都是租给人住的。老屋出租，不怕被损坏涂污么？记者看见，墙上挂着村委会列出的详细的《老屋村后续管理办法》，对租赁者的资格和职责做了明确规范。想起深圳大学张卫东教授的一句话，“对炮楼和其他老建筑的最好保护方法，就是把它们租出去。”而南岭村对老景观的保护，倒颇为近似香港保育工作中常提的“盘活”思路。

　　张育彪则表示：“我是特意要保留下它们的。全部是高楼大厦好看吗？不好看，而且很压抑。我们这里，不准村民盖5层半以上的楼。”

　　转至南岭的求水山度假村里，五星级酒店的大堂富丽堂皇。“每年春节我们都在这里搞团圆大会，全村的居民都能带着亲友来参加！”村民林雪萍说，她已经参加了十几年文艺表演，“全部人都要上，没什么表演得好不好的，就是大家高兴。”青年张明辉则说，他还跟村里的老人家学过舞麒麟，“什么‘金刚步’啊‘剑门倒水’啊，很有讲究的。”

　　村里77岁的老人袁英详就是其中一个教舞麒麟的师傅。他说，舞麒麟是南岭村祖辈相传的文艺形式，“铁片作骨，圈札成形，黄绸布包其表，村里的张氏和林氏家族各有一套。”舞时由5个青壮年村民擎掌各节木杆，头尾大幅度左右游舞，活跃而传神。传统舞麒麟只在新年、祭祖先的日子才有。南岭建立行政村后，每逢过年过节、召开村民大会、重大施工项目竣工、中央领导视察，都要舞麒麟、点爆竹，以示庆祝和欢迎。袁英详说，这样传统的技艺，换谁也不忍心让它消失，只能靠老年人和年轻人口手相传下去，“好彩滴细佬仲几生性(幸亏这些孩子还挺懂事的)，以后？就不敢先说啦！”

　　劝走企业VS产业转型张育彪：我们以前穷时也没有因小失大，以后更不会。

　　记者随着工人们坐绿色电瓶车，环绕着山上下，通往她们所在的华盛玩具有限公司、创成工艺制品有限公司等地。南岭时装广场前，休憩、散步的大有人在，农贸市场里熙熙攘攘，酒楼前门庭若市……这般繁华，这般风光，为何在当年一穷二白的“鸭屎围”出现？

　　在改革开放前，南岭村的所有集体经济，只是土地加耕牛，人均收入还不到100元，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1979年5月6日，穷怕了的200村民相约一起逃港。“其实从1956年到1979年，全村已经陆续逃出去500多人了。”已退休的民兵队长袁英详为之感慨：“吃不饱啊，太艰苦了！”

　　张育彪记得当晚的情形——— 爸爸从墟上卖蘑菇回来，发现灶头冷清，惊问儿子：“妈妈呢？”“妈妈去香港赚钱啦！”当时任沙西大队副支部书记的张伟基赶紧带上民兵，开拖拉机赶到深圳河边，追回了包括他妻子在内的50多名逃港者，但仍有100多名村民外逃了。这件事对张伟基刺激太大，他攥紧了拳头暗暗发誓：一定要把村民的生活水平搞上去！

　　第一桶金要靠自己赚来。上世纪80年代伊始，老书记秉着“要想富先修路”的共识，引导村民突击修路，清扫垃圾，拆除猪牛栏，栽花种树，美化村容村貌，给投资创造了环境。1980和1982年，村里通过合作办厂、引入港商，有了自己的第一家内联厂和来料加工厂。次年，全村人均收入1147元，一举摘掉贫穷落后的帽子。1982年3月，深圳市环境卫生处理处征用竹山、大窝坑山90亩山地作垃圾处理场，给南岭村补偿了39万元的征地费。

　　张伟基又决断地向银行贷了超过村集体资产总额一倍的款，扩大再生产。南岭自己的村办企业发展了起来，外资企业也纷至沓来，“什么南北公司，什么粤强……”袁英详说，就这样滚成了雪球。这39万元就像会生蛋的鸡，为南岭日后的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昔日逃港谋生的乡亲纷纷回来建房、结婚、定居。

　　有着这种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南岭村在面临挑战时，也多能从容不迫。去年，金融海啸侵入深圳时，作为产业链的延伸，南岭村的工厂也备受煎熬。发展最高峰时的60多家工厂现在只剩50多家了。但张育彪却说：“我一点也不担心金融危机。”他说，除了部分工厂因为做不下去倒闭或者迁走的，南岭村还主动“劝走”了五六家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像这种企业，盈利是快，但是对整个村环境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我们以前穷时也没有因小失大，以后更不会。”

　　张育彪表示，南岭村的未来将会朝着文化产业的方向转型，其中大型雕像造型“长征园”、丝绸文化园等已经建了起来，“南岭春色”曾获“深圳八景”提名。

　　保留试验田VS激活闲人张明辉：我们都是下过田的，干这点活算什么！

　　年轻人不劳动、不读书、不工作是一些富裕了的农村出现的一大难题。这事在南岭村处理起来非常容易，在《南岭村股份合作章程》中明确规定：学生初中没毕业，不安排工作，不参加分配；有劳动能力不参加村集体工作，取消分配。张育彪说：“村里不养闲人。”

　　张育彪解释说，如果村民没找到工作，大部分情况下村里都会安排其就业；但如果此人自身游手好闲，尸位素餐，便宁可“给外地人这个机会”，也不会给这个人面子。“我们这里，不劳动的人，地位再高，也不会被人看得起。”老书记张伟基的妻子在村里做清洁工，一做十几年。

　　30岁的张明辉曾跟随打工的父亲，在罗湖区念完了小学和中学。“那时候同学们一听我是南岭村的，都会说，啊，南岭村好啊！”他笑笑说：“也不知道‘好’什么。可能他们以为我是太子爷吧。”事实上，班上要搞大扫除，张明辉比哪个同学都干得欢。“我们都是下过田的，干这点活算什么！”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传统农业已经慢慢在南岭村退出历史舞台，他怎么还会下过田呢？原来，南岭村在把土地转化资产分给村民时，特别留下了20亩的田，不为收获，只作为学生的教育基地。每年放暑假，张明辉都要“赤脚下田”，如今他回到社区工作站工作，也负责每年带学生去插秧。

　　现在走在南岭村里，还经常可以在农家的楼下看到养鸡的竹笼，就和南岭村村委大楼2楼的“致富思源”展厅里看到的旧照片一模一样。2003年，胡锦涛总书记第二次考察南岭村时，特地到这个展厅看了南岭村民过去的生活用具，看见“穷时要有穷志气，富时没有富毛病”几个大字，连连称好，并题词“不自满，不松懈，不停步”。

　　拆掉神台VS打造书柜《南岭青年学习制度》：青年每天阅报半小时，每月读一本书、看一本杂志，写一篇学习心得

　　今年，南岭村用20万元奖励了一位出国留学的学生——— 正好等于他在国外两年的学费。张育彪说：“富而崇德，富了口袋，别忘了脑袋。”他还记得1982年时，一家外企想在村里投资建厂，可找遍全村，也没有一个高中学历以上的村民可以胜任厂长一职。在教育上栽过跟头的南岭人，如今格外重视教育，只要学生考上本科，就奖5000元，重点名牌大学的还可以奖10万元。

　　村办公室彭主任介绍，1983年，南岭聘请老师、开办村民夜校，给已经错过上学年龄的村民一个提高科学文化素质的机会。

　　1986年，村委在《南岭村规民约》中规定“人人要尊师重教，少年儿童一律入园、入学读书，初中毕业后村委方给安排工作”。是年全村197名儿童实行免费入园入学。1993年到1999年，分别投资、投地，兴建了市一级水平的南岭幼儿园、布吉高中和南岭小学。1994年实行的《股份合作公司章程规定》：“大中小学生受校警告或记大过者，只能享受当年股金分配的50%，开除学籍者，取消当年的股金分配，并视其表现能否保留股民资格由董事会决定。”

　　南岭有个面积近5万平方米的“天良坑”，1992年时曾先后有3名港商找上来，最高出到5000万元，想买下这块地办工厂。5000万元，意味着全村170余户人家，每户将摊上一辆价值30万元左右的小轿车。但南岭人却将它推开了。不久以后，村里将这块土地无偿划给了布吉镇政府兴建职业中专，如今已为深圳培养出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上千名。

　　林雪萍就是其中一名中专生，毕业后，她进入居委会负责后勤工作，两年后，她再赴广州成人科技大学读“专升本”的课程；同样，张明辉在工作一年后，也往新西兰修读商科专业，并用打工充实自己。“人人都在学习，你不学就跟不上了。”他们说。连张育彪自己也去攻读了华南理工大学的管理学硕士。林雪萍说，村里在他们外出读书期间，还给他们保留了基本工资。如今村里的800人中，有17%都是大学以上程度。

　　记者在张育彪的办公桌上，看到厚厚的一叠报纸，他每天都要阅读20多种报纸。“阅读是个好东西”，他说，全村订阅了600多份的各种报纸，免费给每户赠订，给文明户送书。《南岭青年学习制度》要求青年每天阅报半小时，每月读一本书、看一本杂志，写一篇学习心得。

　　以前，村里每家都供有神台。1996年6月，村里向全体村民发信，要求破除迷信、相信科学、拆掉神台、新建书柜。如今村里有藏书5万册的图书馆，每年春节都开车去书城选购图书，而每家的藏书量都达到了300册以上。晚上去夜校、上图书馆成为南岭人夜生活的一大特色。

　　引进外人VS宗亲观念吴燕：做梦也没想到，居然会分给我外来人一块100平方米的地！

　　吴燕的小白楼建在布沙路边，高5层，每层3套。“做梦也没想到，居然会分给我外来人一块100平方米的地！”如今她和家人住着5楼的一套两室一厅，其他14套房出租给外人，每月有近5000元房租收入。

　　1987年春天，19岁高中毕业后，她和堂姐一起南下深圳打工，在南岭的华升电子厂成为一名流水线上的打工妹。“每天都干得胳膊酸痛，有时候真想一走了之。”让她留下的是中秋节的一盒月饼。“还是花生馅的，村民每家每户都有，但没想到我们外来工也有，一下有了家的感觉。”

　　吴燕于是死心塌地在这扎了根。她年轻聪明，很快就凭自己的勤奋和才智晋升为计件工。村里运动场、游泳池、阅览室、公园电影院等所有社会设施，统统对外来工开放，和村民享受同等待遇；而每年的黄柿成熟，也总给外来工发上一份。吴燕在这里结婚生子，单位的住房紧张，她又逐渐萌生了离开的意思。

　　她永远忘不了1991年的那一天，当村委得知她和其他20多名外来工的相同困难后，前来做沟通工作，表示可以将“老砖窑”的那块地分给他们，每人可申请100平方米宅基地，或者选择一套现成的住房。1992年，她的楼房落成。

　　在人才引进上，张育彪打破农村常有的宗族观念、地域观念，南岭村许多重要部门的负责人，都不是南岭村村民。求水山度假村副总经理，村科技开发中心的副经理，还有村委会办公室主任，有的是高薪聘请的“海归”，有的是在内地挖过来的人才。张育彪说：“光靠本村800多人干不了什么事，外来工是给我们做贡献的兄弟姐妹，我们应当感激他们。”

　　■专家视线

　　南岭经济或触“天花板”

　　南岭村在经济上取得今天的成绩，一是得益于其发展集体经济的优势，二是它的土地是统一规划，系统开发的。由村里决定哪里建厂房，哪里建酒店，就能有效地合理运用土地，这是一件1+1＞2的事情；如果缺乏规划，任由村民自己开发土地，就都成了乱哄哄的农民房，土地的最大价值就显现不出来。

　　不过，包括南岭在内的不少城中村，走的仍然是股份合作出租物业的道路，物业和土地都是有“天花板”的，虽然关外的土地近年来仍将保持增值趋势，但等它走完了这个增长周期，上升的曲线就会变缓变平。

　　南岭村现在比起其他村的优势，一是资金充足，二是声名在外，应该利用这两点先积极思索转型，比方投资、融资，把资金分散在几个篮子里。他们现在想向文化产业转型，这个思路是对的、好的，但不是说你有点子就能成功，要看有没有好的人才和思路，这个产业是不是适合南岭村的发展？

　　至于要全国的农村都去学习一种“南岭模式”估计比较难，南岭村的成功有其刻苦奋斗的主观能动原因，但同时也具备地处深圳、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我国各地差异巨大，农村面对的发展难题也各不相同，完全照搬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