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普通农民，一跃而为国家领导人，后又复归于平民，陈永贵这一生是中国特定时期政治的缩影。大寨的命运和陈永贵个人起伏紧密相连，随着1980年陈永贵从国务院辞职，大寨也迎来了最落寞的十年。陈永贵辞职后在北京定居，一直到1986年3月26日因肺癌逝世，再也没有回过大寨。

　　落寞十年

　　1980年是大寨的转折点，陈永贵去北京了，郭凤莲也离开大寨去昔阳果树研究所当了副所长。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的批语》对农业学大寨运动功过进行了总结，清除了农业战线上的“左”倾错误。

　　文件指出：“在某一地区的实践，证明是先进的、有效的经验，在其他地区推广，就不一定是或完全是先进的、有效的。”

　　这个文件把大寨推下了神坛，大寨从人声鼎沸很快就转为“门庭冷落车马稀”，大寨村民承受了极大的心理落差。

　　大寨旅行社是大寨最豪华的酒店，是在大寨最兴旺的时候建立的，用来接待党和国家领导人。随着大寨被冷落，大寨旅行社空无一人，以前用来招待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和外宾的巨大餐厅落满了尘土。其中一个大礼堂，已经年久失修，从那个破窗户往里边看，甚至可以看到鸟在里头飞。

　　在这十多年中，大寨的经济止步不前，村民的精神面貌整体表现出一种时代大潮退去之后的迷惘。大寨村第一个从事个体经营的村民赵华晓对CBN记者说，当年大寨人出去都不说自己是大寨人。

　　贾海文回忆当时的情况说，由于实行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村民能粗粮换细粮，还能种小菜园。生活水平比以前好了很多。但集体经济非常单薄，工业企业和集体福利基本上没有。

　　“从各个新闻媒体报道中看到人们对大寨的说法、看法，说村民‘敢怒不敢言’，但其实是没有地方听我们说，我们也不知道如何才能把大寨当年的荣誉夺回来。”贾海文说。

　　2006年，时任大寨森林公园经理的贾新文在接受山西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口述大寨史》课题组成员董永刚采访时说，大寨上世纪80年代初停下来的原因，一个是当时老百姓转不过弯子来，二是社会对于大寨宣传不公正。

　　宋立英说，大寨十年间换了四任党支部书记，但始终不见起色。上世纪80年代初曾任山西省委书记的王谦去大寨的时候对宋立英说，如果想让大寨振兴起来，还是要让郭凤莲回来。

　　从1990年开始，宋立英和贾新文等人多次向昔阳县委提出要求请郭凤莲回来主持大寨的工作。1991年11月15日，郭凤莲重返大寨。这个消息甚至被《人民日报》报道，连郭凤莲自己都感到有点震惊。

　　二次创业

　　赵华晓是大寨村第一个个体户，1983年他不顾家里的阻拦辞去村办工厂的工作，开了一家小卖铺。当时村里只有一家供销社，供销社上下班的时间和村民在地里干活的时间一样，给村民购物带来很大的不方便。

　　赵华晓瞅准这个时间差，卖的都是村民必需的日杂货。一两年下来就赚了两三万元钱。“虽然心里高兴，但我从来都不敢公开承认自己赚了钱。”赵华晓在接受CBN记者采访时说。

　　在当年村民的观念中，个体户是很丢人的，社会地位甚至不如村办工厂的临时工。曾经的荣耀让大寨村民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大部分村民的思想观念僵化，在新一轮的时代大潮面前无所适从，像赵华晓这样对于市场经济有着天然嗅觉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解放思想成为郭凤莲回到大寨之后面临的首要难题。1992年初春，郭凤莲让大寨一户出一人前往河北省高迁村学习，一共去了130个人，租了两辆公共汽车。贾海文是其中一员，他去了之后深受触动，高迁村工业企业已经形成规模，村民们住的是“小二楼”。

　　之后郭凤莲又多次组织老党员、老干部、村委会骨干到大邱庄、华西村、南街村、刘庄等地学习，这些村庄当年都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村，而如今他们都成了大寨的学习榜样。

　　考察回来之后，郭凤莲对村党支部进行了新老交替。大寨新党支部确定了“发展商品经济、非农兴村”的思路。1992年，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成立,郭凤莲出任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