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大寨村志》记载，1960年大寨人均收入突破百元大关，劳动日分值达到1元，成为昔阳县首屈一指的富裕大队。

　　大寨村的事迹引起了山西省委、省政府的关注，1960年8月3日，《山西日报》发表社论《陈永贵——支部书记的好榜样》。此后，省内去大寨参观的人就陆陆续续地多了起来。

　　宋立英说，1963年的大寨虽然土地耕作得非常整齐漂亮，但村容村貌依然是破破烂烂的。突然而至的洪灾，让大寨人不得不重建家园。而这个时候，陈永贵做出了一个决定，提出“三不要三不少”的口号。

　　“三不要”是不向国家要粮、要款、要物资；“三不少”是，当年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分给社员的口粮不少、集体收入不少。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当时昔阳县送给大寨的救灾物资已经运到了村口，陈永贵让他们拉回去送到受灾更重的地区。宋立英还记得当时的情景，为了鼓励村民，陈永贵提出了自力更生十大好处。陈永贵吸烟且不识字，他想到一条就说一条，下乡干部就记在烟盒上。

　　重建大寨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在1963、1964、1965这三年，大寨村民白天在地里劳作，晚上就盖房子，有时一天只休息三四个小时。

　　贾海文还记得儿时的情况：早上天还不亮父母就下地了，然后再派人一家一家把做好的早饭端到地里去。有时候要干活还得等一会再吃，如果是冬天，就这么一会的工夫，饭就冻了。大寨人把这个叫做“冰碴饭”，吃过以后接着再干。夏天也是下午1点多才回家，春秋冬三季早晨、中午根本就不在家吃饭，到了晚上八九点才能回到家。

　　大灾之年，大寨的粮食产量达到42万斤，亩产745斤，卖给国家粮食24万斤，社员人均口粮400斤，各项指标均与上年持平。

　　大寨人艰苦奋斗的精神传到了北京。1964年2月10日，《大寨之路》在《人民日报》头版刊登。当年12月底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把大寨精神总结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大寨是个名副其实的小山村，迄今仍然只有216户，523口人。无论是从地理方位、土地、人口、粮食产量以及工业产值等等方面来衡量，大寨都没有优势能让自己从中国64万个行政村中脱颖而出。

　　然而，大寨又是那么的不平凡。1966年8月12日,经毛泽东同意,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公报中第一次向全国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作为全国农业的一面旗帜，在最辉煌的时代，大寨一天接纳各地参观的人数有2万人。

　　据官方资料统计，从上世纪60年代中叶到70年代后期，大寨共接待来自全国参观者多达960万人，其中1967年突破100万人，1968年突破200万人，1969年超过276万人。

　　去过大寨的人都可以想象那会是一个多么摩肩接踵的场面。因为大寨村占地面积只有1.88平方公里，而且绝大部分都被虎头山占去了，村委会前的小广场也不过几百平方米。

　　宋立英家就在小广场西侧的山坡上，与郭凤莲和陈永贵相邻而居。宋立英和她的丈夫贾进财是当年大寨村里最有名的老劳模。

　　宋立英是大寨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多年担任大寨村妇女主任。贾进财是1945年大寨解放后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他发现陈永贵的能力之后就主动让贤，从而成就了新中国历史上最传奇的农民陈永贵。

　　陈永贵的不平凡早在大跃进时期就已经显露出来。在浮夸风最严重的时代，陈永贵顶住压力，坚持把大寨的亩产数字500斤上报，这在昔阳县只此一家。而同一时期将玉米产量报为2000斤、土豆1万斤的村庄比比皆是。

　　来大寨的人都想看看陈永贵，但很少有人能够如愿。因为陈永贵制定了非常严格的管理制度，不能因为外边学大寨而把大寨的生产秩序搞乱。

　　1975年到1980年，陈永贵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达到了其政治生涯的巅峰。他始终保持农民本色，一块白毛巾、一件对襟衫、一双农家鞋是他标志性的装扮，即使在中南海，这种装束也从来没有改变。

　　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陈永贵提出“三三制”的工作原则，即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的时间在面上跑，三分之一时间回大寨蹲点。在任时，他一回大寨就下地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