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是元宝村发展的又一个关节点，他们成功地把企业开到了大兴安岭，随后一发而不可收。现在，除了村里有各类企业18家外，元宝村还在大连、大兴安岭和俄罗斯拥有加工企业10家。这些在外地的企业，除了在当地招人外，也有不少元宝村跟去的村民。

　　今年25岁的元宝人云峰一直在大兴安岭的企业工作，去年因为结婚回到当地，但他考虑的是进当地的工厂还是自己干；种地，他想也没想过。他告诉记者，对土地的事儿他一点不懂。

　　在元宝村，像他这样的年轻人，从来没种过地的不在少数，他们上学、工作，过着和城市里人一样的生活。这些年轻人已经完全不稀罕土地，从生活习惯到言谈举止，他们已经城市化了，在心理上远离了土地。元宝村在发展工业的同时，自然而然走上了城镇化的道路。

　　工业化下的联产承包

　　随着村里企业的发展，村民种地的积极性越来越低，于是，元宝村开始注重用工业经济收入反哺农业发展，用工业利润投资筑河坝，挖排灌渠，修山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并加大了对农业科技的投入。

　　1991年，村里开始用工业利润支付乡统筹和村提留，2002年，农业税也开始由企业利润负担，极大地减轻了农业负担，种地的收入慢慢提高了。

　　村民的观念也悄然发生变化，自己办企业、做小买卖的人日益增多，同时，在村办企业上班的农民也越来越多，这些人忙得没时间侍弄地，便把承包的地转包给愿意种地的人。这种转包，开始往往发生在亲戚或朋友之间。

　　李永生、李永利、李永财是三兄弟，永生和永利开商店，便把地转给了三弟永财。永财在此基础上又承包了别的亲友几份田，成了有近百亩地的种地大户。有些种田大户在种了几年地后不想种了，便把地再转包给别人。

　　中国农村的发展，往往是实践先于理论，这些农民不懂经济理论，搞不太懂土地的使用权、所有权、租赁权、买卖权，他们做事凭的是直觉，就像当年小岗村偷偷按下红手印的农民。最懂土地的，永远是离土地最近的人。

　　1983年元宝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制定的承包期是15年，到1998年，元宝村进行了第二轮承包，当时村办企业已经相当红火，在工厂挣工资的农民大部分对土地已经不太在意，第二轮承包基本没有大的变动，甚至个人之间的转包也没什么变动。

　　逐渐地，村里的地集中到一些种地大户手里。目前，元宝村有农户518人，种地户只有74户，这些种地大户多的有几百亩，少的也有近百亩。村里原有的副业队的地等一些没有分到户里的地，也包了出去。由于土地集中使用，元宝村的农业生产开始自然而然地向规模化和现代化发展，农业收入日益提高。再加上种地的农民不用交一分钱，每年国家还会返还一部分钱，元宝村的农民告诉记者，现在种地赚的也不少。

　　种地有季节卡着，算下来，一年真在地里忙的时间，加起来不过3个月，剩下的时间可以做点别的。王宝友和妻子付秀芝一起种着100多亩地，同时还买了毛衣机挣加工费，农闲的时候会到外地贩马。他们告诉记者，这三样每样年收入都少说有好几千，一年下来能挣上2万多元。

　　种地大户姜春清有300多亩地，2002年，他把这些地基本都种了树，树下又种了粮食，第一年，光粮食就收入了6万元，第二年，因为树大了，影响庄稼生长，粮食收入4万元。他告诉记者，他主要是种树，粮食是顺便种的，随着树愈长愈大，粮食收入会越来越少，但20年后，这些树成了材，总收入比种粮食多好多倍，现在手头还有些做生意攒的钱，所以可以做点长线投资。因为元宝村的地都在山里，离村有一定距离，姜春清每次去地里都开着他的桑塔纳。

　　元宝村的种田大户，越来越像西方的农场主；不同的是，他们没有土地的所有权和买卖权。工业的发展使联产承包“走了样”，而这“走了样”的联产承包路，却实现了元宝村的工农并举。

　　发展之惑

　　城里的白领上班是朝九晚五，一般工人正常班多是8点。早晨7点，估摸着上班的人们该准备早饭了，记者开始在元宝村溜达，想看看元宝村的工人生活。出乎意料的是，几乎家家都是铁将军把门，在村里转了个把小时，除了开店的和老人，记者几乎没找到一个元宝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