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是元宝村发展的又一个关节点,他们成功地把企业开到了大兴安岭,随后一发而不可收。现在,除了村里有各类企业18家外,元宝村还在大连、大兴安岭和俄罗斯拥有加工企业10家。这些在外地的企业,除了在当地招人外,也有不少元宝村跟去的村民。
今年25岁的元宝人云峰一直在大兴安岭的企业工作,去年因为结婚回到当地,但他考虑的是进当地的工厂还是自己干;种地,他想也没想过。他告诉记者,对土地的事儿他一点不懂。
在元宝村,像他这样的年轻人,从来没种过地的不在少数,他们上学、工作,过着和城市里人一样的生活。这些年轻人已经完全不稀罕土地,从生活习惯到言谈举止,他们已经城市化了,在心理上远离了土地。元宝村在发展工业的同时,自然而然走上了城镇化的道路。
工业化下的联产承包
随着村里企业的发展,村民种地的积极性越来越低,于是,元宝村开始注重用工业经济收入反哺农业发展,用工业利润投资筑河坝,挖排灌渠,修山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并加大了对农业科技的投入。
1991年,村里开始用工业利润支付乡统筹和村提留,2002年,农业税也开始由企业利润负担,极大地减轻了农业负担,种地的收入慢慢提高了。
村民的观念也悄然发生变化,自己办企业、做小买卖的人日益增多,同时,在村办企业上班的农民也越来越多,这些人忙得没时间侍弄地,便把承包的地转包给愿意种地的人。这种转包,开始往往发生在亲戚或朋友之间。
李永生、李永利、李永财是三兄弟,永生和永利开商店,便把地转给了三弟永财。永财在此基础上又承包了别的亲友几份田,成了有近百亩地的种地大户。有些种田大户在种了几年地后不想种了,便把地再转包给别人。
中国农村的发展,往往是实践先于理论,这些农民不懂经济理论,搞不太懂土地的使用权、所有权、租赁权、买卖权,他们做事凭的是直觉,就像当年小岗村偷偷按下红手印的农民。最懂土地的,永远是离土地最近的人。
1983年元宝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制定的承包期是15年,到1998年,元宝村进行了第二轮承包,当时村办企业已经相当红火,在工厂挣工资的农民大部分对土地已经不太在意,第二轮承包基本没有大的变动,甚至个人之间的转包也没什么变动。
逐渐地,村里的地集中到一些种地大户手里。目前,元宝村有农户518人,种地户只有74户,这些种地大户多的有几百亩,少的也有近百亩。村里原有的副业队的地等一些没有分到户里的地,也包了出去。由于土地集中使用,元宝村的农业生产开始自然而然地向规模化和现代化发展,农业收入日益提高。再加上种地的农民不用交一分钱,每年国家还会返还一部分钱,元宝村的农民告诉记者,现在种地赚的也不少。
种地有季节卡着,算下来,一年真在地里忙的时间,加起来不过3个月,剩下的时间可以做点别的。王宝友和妻子付秀芝一起种着100多亩地,同时还买了毛衣机挣加工费,农闲的时候会到外地贩马。他们告诉记者,这三样每样年收入都少说有好几千,一年下来能挣上2万多元。
种地大户姜春清有300多亩地,2002年,他把这些地基本都种了树,树下又种了粮食,第一年,光粮食就收入了6万元,第二年,因为树大了,影响庄稼生长,粮食收入4万元。他告诉记者,他主要是种树,粮食是顺便种的,随着树愈长愈大,粮食收入会越来越少,但20年后,这些树成了材,总收入比种粮食多好多倍,现在手头还有些做生意攒的钱,所以可以做点长线投资。因为元宝村的地都在山里,离村有一定距离,姜春清每次去地里都开着他的桑塔纳。
元宝村的种田大户,越来越像西方的农场主;不同的是,他们没有土地的所有权和买卖权。工业的发展使联产承包“走了样”,而这“走了样”的联产承包路,却实现了元宝村的工农并举。
发展之惑
城里的白领上班是朝九晚五,一般工人正常班多是8点。早晨7点,估摸着上班的人们该准备早饭了,记者开始在元宝村溜达,想看看元宝村的工人生活。出乎意料的是,几乎家家都是铁将军把门,在村里转了个把小时,除了开店的和老人,记者几乎没找到一个元宝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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