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梭峪村

　　谈起曾经的梭峪村，村官们都会眉飞色舞。在他们的记忆中，梭峪村真正普遍富裕的日子竟然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

　　梭峪村副主任闫海则曾是梭峪村早期的砖厂老板，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之所以1980年代中期普遍富裕，主要由于当时都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土焦、煤矿、运输都靠人力，用人单位多，大家都歇不住。”

　　他说，当年自己搞砖厂的时候，用的都是本村的劳动力，每个人的工资可以开到一个月一百多元，在当时的物价条件下，足以养活一家老少。

　　即使煤老板的小煤窑，当时也是人工挖，钢钎打钻，人工放炮，风险虽然高，但是失业没有现在这么严重。早期，梭峪村开煤矿，只要解决村里的吃面问题即可。“每年中秋、春节，每家发两袋面。”

　　机械化开采速度碾碎了梭峪村的就业。上个世纪90年代初，当土法炼焦取缔，全部改用机械炼焦之后，人力大大减少。“现在一台铲车相当于50个人的劳力”。随着国有煤矿的进驻，为当地人留下的就业门路越来越少。

　　摆在当地人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卖资源或者忍受污染。同为亿元村的会立村与梭峪村相隔不过几里路，该村的卖煤矿所得资金全部来自于梭峪村的煤老板。

　　记者采访期间看到，该村的一个小卖部，十多个无所事事的男子聚集在一起喝茶聊天。他们随手给记者拿出一叠无固定职业城镇居民摸底表。他们说，当年卖煤矿所得的钱早已挥霍一空。

　　可以看到，该村外表光鲜耀人——硬化的水泥道路，统一颜色的房屋。但在村子不远处就是矿区，黑色水流流淌的小河，脚踩在地面马上陷入灰尘之中。连这里的狗你都分不清楚颜色，全部和焦炭一样的色彩。

　　在煤炭经济还没有深入村庄的骨髓之前，梭峪村的人均耕地有一亩半左右。玉米、高粱、莜麦、黄豆、谷子长满坡地、谷地。甚至汾河水都淹到了目前的村委会所在地。梭峪村两位村官为此还争执当年的河水有多宽。他们甚至举手示意，当年的汾河水有一人多深。

　　这种日子一直保持到1990年代。自从煤价、焦炭价开始有回升迹象之后，梭峪村的村民们开始抛弃了传统的务农。结果开矿中遇到谁家坟墓搬迁，大家都会狠狠敲诈一把。“别人吃肉，我连糠都吃不上，这怎么可能？”

　　现在，村民们到大矿井面工作都得走后门，大煤矿开始抛弃本地人，因为“大矿一有风吹草动大家都知道”。从2003年开始，村官们发现，每年焦化厂的占地费也收不上来。此时，山西进入到煤矿关停整顿，环保风暴期间，“企业一停产，更难收占地费”。

　　更让他们担忧的是，随着企业占地后土地锐减以及城镇化进程，梭峪村的村民们的户口转成了城镇户口。但他们随之发现，他们既享受不了城市户口的待遇，连农户的待遇都享受不了。“不是市民的市民，不是农民的农民”。“我们现在还是亿元村，这还不如1985年，当时一袋面才15元，现在都涨到了80元。”梭峪村副主任闫海则不断掐着指头算账。在他们的眼中，似乎守着青山绿水，喝着清汤寡水的日子更让他们怀念。

　　梭峪村的救赎

　　所有的苦果都要自己咽下。

　　如今的闫林则还身在监狱，而同时起家的张巨海最终患癌症去世。虽无直接证据表明这与梭峪村的整体环境有关，不过至少梭峪村的环境在过去30年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种变化让身为村委会副主任的王东旺颇为感慨。他说，至今村里已经发现几起因癌症死亡事件。2003年前后，村民还出现过胸闷、气喘等现象，主要因为焦化厂排出的有害气体所致。此后，古交市加大了环保整治力度，一大批焦化厂被停产。

　　在梭峪村广场上，至今可以看到“发展农业机械化，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标语。不过这些似乎只能成为标语。“不管是老百姓，还是煤老板都是悲剧人物。”山西一位煤炭业内人士感慨道。

　　悲观的情绪充满这个小村庄。梭峪村小卖部老板闫拉平对未来的市场行情很不看好。他的小卖部以前是按捆卖啤酒，现在按瓶卖。以前工人们抽5元的红河烟，现在变成了2.5元到3元的红旗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