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之中的还有那些不肯离去的外地打工者。梭峪村最高峰曾有七千多外来民工，几乎是全村人口的3倍。

　　来自四川的民工朱友杰端着饭碗，挤在炕边。虽然干着最苦最累的掘进煤矿巷道工作，然而，35岁的他还是乐观地说，“这个活虽然苦，但是相比其他地方，工资还是高。”

　　现在，矿上每天提供的伙食并不好，即便如此，一个月近3000元的收入诱惑也让朱友杰多了等待煤矿复产的一份耐心。

　　在梭峪村村民们的眼中，正是这些外地民工抢了他们的饭碗。当地煤矿2000年之后不再招收本地工人已经成为惯例。“一方面煤矿出了矿难后，外地人容易善后，另外则是本地人已经没有了吃苦耐劳的习惯。”

　　现在，他们是同一个战壕中的战友。

　　煤老板时过境迁

　　在梭峪乡办公室一张下辖各村2008年度基本情况汇总的表格中，清楚记录着梭峪村的人均收入为11035元。

　　村官们早已习惯数字的游戏。在他们看来，亿元村的名号只不过是两个煤老板的亿元村，“如果把他们的财产平均起来，全村人都可以住别墅了”。

　　这两个煤老板即为“古交首富”闫林则和“古交焦炭大王”张巨海，二者同为焦化厂起家的老板。至今，梭峪村的老百姓对这些煤老板还是充满着复杂的情绪。

　　1985年，巨海煤焦公司的老板张巨海在梭峪村创办第一个土焦厂，这也拉开了梭峪村的焦化厂历史。他甚至购置了运煤专列，这也开创了山西省第一家由农民经营煤炭专列的历史。

　　同为该村的煤老板闫林则在梭峪村靠运输煤炭白手起家，后又承包村里的砖厂。上个世纪90年代，闫林则创办村里的焦化厂。此后，五座焦化厂密集地建在了梭峪村的土地上。

　　“火爆时期，运煤车都不罩篷布，一里地都是黑的。”梭峪村的官员说。梭峪村曾被称为“不夜村”，半里地之外就能看到火光冲天。

　　当时，这些焦化厂的位置全部处在汾河边上，这给汾河这条山西母亲河造成了大量的污染。梭峪村的官员说，当时汾河水从娄烦出境还是清的，一入古交全部变成黑的。

　　污染没有阻挡住焦化厂进军的步伐。贫富分化急剧拉大。戏剧性的是最终闫林则因“雇凶杀人”的罪名锒铛入狱。

　　2005年，闫林则买下别人手中的一座经营多年不见起色的煤矿之后，迅速发展起来。该煤矿正位于梭峪乡。在很多人眼中，当年闫买下煤矿是为了避免焦炭价格的大涨大落，形成一条产业链。结果双方在煤矿价款的“口头协议”上发生争执，对方发动家属堵住煤矿的路。

　　一怒之下，闫林则指示手下相关人员准备“清理路障”。从当年闫林则的供述即可看出，他深谙乡村社会生态。这个坐拥亿元家产的富人说“穷人惹不起”，他指示手下的人，“千万别弄出事来，诈唬诈唬就行了，连腿也别打断”。意想不到的是，手下人竟酿成命案。

　　“煤老板雇凶杀人”一时成为2007年轰动山西的新闻。当年在病床上探望闫林则的一位记者说，当时闫林则大呼“上当了”，“眼泪哗哗地留下来”。当时身患重病的闫林则出庭的时候，都是被轮椅推进去的。

　　“梭峪的民风就是唬住老百姓就没问题，一旦唬不住就要出问题，”一位知情者说，“而且闫林则的性格是，谈好价格后，多少就是多少。”

　　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个梭峪村的煤老板甚至将古交市煤矿安监局局长闫全维拉下马。为了开绿灯，闫全维收受了闫林则六百多万元的贿赂。这更是上演了一出“官煤勾结”的经典案例。

　　“闫林则只要对了脾气，对方要多少拿多少。”知情者说。在当地老百姓的眼中，当煤炭都挣钱的时候，大家都不眼红煤老板，“只是钱多钱少的问题”，一旦没钱，那么就眼红那些腰缠万贯的煤老板。更有人认为，当时村民就是为了“敲诈”闫林则。

　　如今，梭峪村的焦化厂全部关停，村子变成“青山绿水”。记者在梭峪村采访期间，看到巨海集团的“团”字中的“才”不翼而飞，只留下一个空荡荡的“口”挂在办公楼前。(本文来源：南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