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解贫困和缩小贫富差距是各国政府面临的首要课题，也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村、实现全面小康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目前，我国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虽然不多，但解决的难度很大。初步解决温饱的人口，其标准还很低，生产生活条件尚未得到根本改变，巩固温饱成果的任务仍很艰巨，需要引起全社会的特别关注。

　　“执政之要在安民，安民之要在济贫”。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就一直致力于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以解决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努力缩小工农、城乡等三大差别。但真正严格意义上的扶贫工作，是在改革开放后提出并大规模实施的。从1978年至2000年，经过体制改革、大规模开发和扶贫攻坚，我国的减贫速度得到了世界的公认。但进入新世纪以来，减贫速度逐步变慢，甚至出现了反弹。从有关统计数据中我们就不难看出这种减缓的趋势。

　　按照我国政府确定的贫困标准，1978年未解决温饱的绝对贫困人口为2.5亿人，到1985年减少到1.25亿人，绝对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从30.7%下降到14.8%，平均每年减少1786万人。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绝对贫困人口的减少速度呈趋缓之势。当然这里有基数缩小之故，也有对象越来越难之因。但我们只要看看2003年全国绝对贫困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新增80万人的统计数据，就不难看出问题的症结。其实，返贫问题近几年一直存在，只是在2003年首次出现在了全国的统计数据罢了。以笔者所在的山西省忻州市为例，2005年，全市11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有38543人解决温饱，当年返回绝对贫困人口49239人，反弹10736人；2006年，同是11个县解决温饱人口46645人，当年返回绝对贫困人口41800人，实际减少4845人。因此，返贫问题才是近年来绝对贫困人口减少趋缓的症结所在。

　　分析造成大量农村人口饱而复饥、暖而复寒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条：

　　因“剪刀差”返贫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农村与城市或农业与工业间的交易条件在逐步恶化。即工业产品的附加价值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而提高，而农产品的附加价值太低。农民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从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事实，可以看出这一问题的端倪。据统计，198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1.86倍，1990年为2.2倍，1995年为2.71倍，2000年为2.79倍，2005年为3.22倍，2006年为3.28倍。

　　因灾返贫 由于我国大部分的人仍以农业为生，一遇灾害就会造成损失。据统计，“十五”期间，我国农作物受灾面积年均5000多万公顷，成灾面积2730万公顷，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8.8%，给国家和人民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国家防办通报的汛旱灾情显示，截至去年6月25日，全国因洪涝灾害受灾人口3176.8万人，因灾死亡155人，直接经济损失105.3亿元；全国耕地受旱面积1.66亿亩，有868万人、760万头大牲畜因旱发生临时性饮水困难。

　　因病返贫 “小病忍，大病挨，重病才往医院抬”、“救护车一响，半头牛白养”、“住上一次院，全年活白干”、“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有统计数字显示，目前在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人口已经占到贫困人口的50%。
　　因教返贫 民间有一种说法，农民头上有“三把刀”，即“孩子上学、红白喜事和看病医疗”，“孩子上学”竟成为“一把刀”，足见其负担之重。据2005年中国社科院《教育蓝皮书》显示，子女教育费用在中国居民总消费中排在第一位，超过了养老和住房。大学学费在近20年间上涨了25倍，其涨幅10倍于居民收入增长幅度。有不少家庭因子女上学（尤其是上高中、大学）而返贫，甚至出现像河北怀安这样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农民家长靠卖血来支付孩子上学费用的现象。

　　根据上述农村居民返贫的原因，笔者提出下列对策建议：

　　大量转移农民，尽量提高农副产品附加价值和保护价格 有关资料显示，2005年底，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剩余青壮年劳动力有1300万左右。“十一五”期间全国2323个扶贫培训基地计划再转移500万人，加上其他各类培训机构进行培训，使其掌握一技之长，拓展就业渠道，增加就业机会，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从某种意义上讲，通过适度的农产品价格上涨，也是城镇居民对农业、对农民的一种反哺或帮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