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中国抗虫棉之父”郭三堆（右一）考察抗虫棉生长

　　上世纪90年代棉铃虫大暴发，导致整个国家出现“棉荒”，纺织业几乎崩溃。国家的忧虑、棉农的渴望、国外种业的步步紧逼，激起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郭三堆的民族感情——“中国的事情中国人自己解决”，他一头扎进了抗虫棉研究。经过数个寒冬酷暑的探索，“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抗虫棉”这一愿望终于实现。如今：成果洒在大地上，受益农民千万家。

　　使命感：被逼出来的“抗虫棉”

　　说起抗虫棉的诞生，被誉为“中国抗虫棉之父”郭三堆坦言“那是给逼出来的”。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北方棉区棉铃虫连年大暴发，“整棵整棵棉花被吃得就剩下硬秆秆了”，全国棉花总产量大幅下降。说到棉铃虫大暴发时的情形，郭三堆很是心痛：棉农大量使用农药，开始的时候还可以，后来害虫产生了抗性，根本毒不死……原本在棉花生育期只需喷洒1~3次农药就能治住的棉铃虫，喷药20多次依然无济于事，人畜中毒数量却不断增加，棉田几乎无法再种，棉农无不“谈虫色变”。

　　郭三堆曾于1986年赴法国巴斯德研究所从事杀虫基因结构与功能研究，1988年归国后，他把主攻方向定位在抗虫棉的培育上。一次到棉区调查时，郭三堆遇到一位70多岁的老人正带着小孙子给棉花打药，闻听研究抗虫棉的人来了，老人走到他跟前问：“你们是来救我们的吗?”随后就两眼含泪，哽咽难语。经过询问，才知道老人的儿子和儿媳都在2年前为棉花喷施农药时中毒死亡。那一刻，郭三堆的心被深深刺痛了：身为一名农业科研人员，不能为农民减轻痛苦，实在是无地自容。

　　1991年，大洋彼岸的美国孟山都公司已经研制出Bt抗虫棉，我国相关部门与孟山都几经谈判，终因对方条件苛刻而破裂。后来，对方在中国成立了棉花种业公司，企图占领中国的棉种市场。在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里，郭三堆和他的同事们为之慨叹：“我们能不能开展自己的分子育种项目?”1991年，国家863计划正式启动了棉花抗虫基因工程的育种研究，中国作为植棉大国无抗虫棉的历史从这一刻开始被改写。

　　1992年底，郭三堆领导的研究小组首次在国内合成了杀虫蛋白基因。此时，国内有人主张直接花钱从美国引进技术，作为抗虫棉项目负责人，郭三堆坚决反对。他说，拼命也要搞成功，这样做，一是可以为国家节约大量资金;二是可以获得自主的知识产权;三是可以培养我国的科研队伍，不用受制于人。

　　他和同事顶住压力，夜以继日待在实验室，困了，就轮流在行军床上打盹。1993年底，他们利用我国独创的花粉管通道法和农杆菌介导发，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抗虫基因导入棉花品种，首次培育出中国转基因棉花植株;1995年，这一成果获得国家专利。

　　为了提高抗虫棉后期的抗虫性，同时也进一步证明中国人有能力研制出更好的抗虫棉，1995年，郭三堆又与同事们开始了双价抗虫基因研究。1997年，双价抗虫棉首次研制成功，1998年获得国家专利并通过安全性评价，1999年双价抗虫棉先后在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9省区得到推广，广大棉农在省工、省药的同时，亩均增收节支200元以上。

　　双价基因抗虫棉研究出来后，郭三堆又开始考虑新的问题。“防治虫害增加的产量，仅仅保持了品种原来的产量水平，我们搞抗虫棉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提高产量，降低成本。”郭三堆说。1998年，他开始了三系杂交抗虫棉生物育种研究。2005年，第一个通过国家审定的三系杂交抗虫棉品种“银棉2号”，在全国区试中比对照增产26.4%。这是三系杂交抗虫棉在国际上首次研究成功并应用于生产。经专家鉴定，三系杂交抗虫棉生物育种技术水平整体达到国际领先，是棉花杂交育种的重大突破。

　　郭三堆一直强调：“我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最后的成功源自多位科学家的共同努力，攀登悬崖峭壁，全凭互为人梯。”

　　攻关策：敢于创新超越

　　2001年12月，郭三堆接过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为国产抗虫棉颁发的专利金奖，他的心中满是自豪。沉甸甸的奖杯标志着我国转基因抗虫棉培育技术获得重大突破，也标志着中国已跻身抗虫棉培育强国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