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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好农业“三问” 扛起使命担当


  得益于农业文化的系统传承,苏州已经启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程,重点围绕农业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生态价值和科技价值实施“五大行动”,助推苏州成为江南文化的核心叙述者、传播者和引领者。

  农业的富民功能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一环。2021年,苏州农业土地亩均产出率达1.45万元,农业经营性收入约占苏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随着农业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步伐不断加快,苏州农村居民的经营性收入增长空间正迅速拓展。阳澄湖大闸蟹被称为“蟹中之冠”,近年来“链动”旅游、度假、餐饮、物流等相关产业同步发展,实现年综合收入超350亿元,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重要支撑。

  目前,苏州已培育农产品地理标志17个、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33个,绿色优质农产品比重达69.4%,每个特色产业背后都形成了一条富民增收产业链,成为促进共同富裕的强劲“引擎”。2021年,全市村均可支配收入1127万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15万元,是全国发达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小的城市之一。

  

  激发农业主体“三新动能” 着力破解“谁来种地”的社会难题

  与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相对应的是,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持续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农业的空间在变小,“80后”不想种地、“90后”不懂种地、“00后”不问种地正逐渐演变成一种社会现象。

  苏州是全国农业农村改革的典型,在破解“谁来种地”问题上一直在思考和探索,基本建立起与本地农业发展相适应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从世界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水平普遍较高,且拥有稳定的、高素质的现代职业农民队伍。苏州以建设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队伍为目标,在培养和集聚新农人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从2010年起,苏州在全国率先启动“农业农村专业人才定向委培工程”,分层次、分专业招录了1564名定向委培生。与南京农业大学、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等合作开展新型职业农民成人学历教育,通过7家农民教育培训中心和31家实训基地,每年培训高素质农民1万人次以上。累计向3077名符合社保补贴政策的高素质农民发放补贴4488.4万元。

  乡土人才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苏州专门出台“姑苏乡土人才培养集聚行动计划”,获评人员每人可获得最高30万元的项目培养资助。2021年,50名新获评的乡土人才获得财政支持项目45个、资金562.5万元。截至目前,45个项目已全面启动实施,涉及农业新技术、新品种15个,建立技术示范区、辐射区8个。

  昆山市巴城镇东阳澄湖村的姚娇寅,今年9月底刚完成博士论文的撰写。7年前,她从国外辞职回乡钻研大闸蟹养殖技术,并结合传统典籍开发出“团脐”醉蟹,一举走红市场,2021年姚娇寅的系列蟹产品总销售额超过500万元。“我要在重塑大闸蟹文化价值中寻求个人事业发展,并带动村里的大闸蟹产业再升级!”姚娇寅说。

  像姚娇寅这样的高知新农人在苏州不在少数。有经营、服务7200多亩农田,带动周边农户年增收300多万元的“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朱赟德;有潜心攻克土壤洗盐改良,把荒地改造成年收益达1000万元农场的农场主董卫华;有立志解决国内锦鲤优质原种匮乏问题,打响“中国锦鲤”品牌的德国“海归”钟艺……

  在苏州的农业经营体系中,“新农人”是主角、“新组织”是主力、“新服务”是主流。苏州针对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推动农业“新组织”数量快速增长、规模日益扩大、领域不断拓宽。目前,全市录入全国家庭农场名录系统的规模种养户常年保持在1.1万户左右;农民专业合作社2584家,农民参加合作社比重达91%;县级及以上农业龙头企业367家,年销售收入1603亿元,带动农户270余万户。

  为促进各类农业经营主体转变生产方式,提高生产效率,加快融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苏州大力培育社会化服务“链主”和骨干主体,引导农资企业、农业科技公司、互联网平台等各类涉农组织向农业服务业延伸,通过“农资+”“科技+”“互联网+”等方式,构建综合配套、便捷高效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全产业链式解决经营主体的农业生产需求。

  吴江区平望丰礼“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每年服务粮食种植面积超1万亩,有效提升了当地农机化发展水平。苏州大域无疆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实施“一村一机”无人机共享模式,依托本地“飞手”提供服务,每亩地服务成本从10元降至6-8元甚至4-5元,帮助经营主体节本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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