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的那些年，她拖着膝盖里像是有木块的腿干农活，养猪，照顾智障的孙子。每次被接到镇子上，待不了三五天她就急着回来。那些年，我回筲箕凹的目的之一是看三舅娘。她还在这里，意味着某种东西没有彻底消失。我屡次设想过回到筲箕凹，和三舅娘同住一年半载，和她一起干农活，听鸟叫，呼吸空气，听她说话，讲故事，记录下乡村的往昔。

　　直到三舅娘去世，这个想法始终没有实现，似乎是有很多比这有意义的事，但那些意义似乎又是捕风捉影。三舅娘去世了，我感到某种轻松，却又带着怅惘，我的生命又轻飘了一分。

　　这次我还见到了智障的昆娃子，跟随三舅娘一起搬到镇子上之后，他一直闹着要回来，一天到晚不说话，即使他路都开始走不稳，没有人认为他可以在山村独自活下去。但现在他回来了，独自住在搬空了的老屋里，扶着墙壁走路，凑合着弄自己的饭菜，奶奶回来落土使他心安。我想他一定会时常蹒跚地走过屋旁的坡地，去看望埋入土中的奶奶，两个乡村的留守者用沉默对话，说着已经失传的语言。

　　在坎上的院子，二舅家的羊表弟回来搞农场，养土鸡、猪，种植魔芋。他厌倦了周而复始地出门打工，希望可以在生身之地养活自己与家庭。他的事业刚刚开头，前途未卜，在和我的交谈中，他一再希望通过我的某个朋友申请国家的魔芋种植项目补助。

　　二

　　我并不是一个一开始就有意书写故乡的人，最初的写作方向是希腊神话，唐诗，以及革命。2001年在重庆，我忽然想为故乡写点什么，既然我已经离开了这么久。忽然，我想到了写死亡。他们那些在矿难、饥荒和贫病中逝去的形象历历出现在我的眼前，一个个都还清晰。既然故乡将逝者的记忆保存得如此完好，既然乡亲们拥有的大多是卑微的人生，那么他们的死亡，虽然也同样卑微，好歹总是值得记上一笔吧。

　　写完这部书稿，我感到与故乡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它成了我最可靠的写作对象。而且我感到需要在现实中去修复这份关系，让它更为真实可靠，这样我的文字也才会更加真实可靠。

　　就像童年的状态一样，我对于家乡的关系是半心半意的：母亲是挣工分的社员和文盲，父亲却是中专生和工农兵大学生；我在八岁时离开山村到小镇上上学，却又在每个周末跋涉30里路回到筲箕凹，再在周日步行同样的路程回镇子去上学；十三岁我离开了家乡到市里，十七岁考上大学到省城。尽管我在大学毕业后就尝试过回乡扎根写作，最后却在旁人的偏见中落荒而逃；尽管我在“大城市、大农村”的吸引下由上研究生的上海来到了重庆，却没有真的去下乡做驻站记者。我找了一位家乡的姑娘做妻子，一再尝试把她带出来，但并不成功，在我离开重庆去更遥远的北京时，她回到了家乡，在小镇上教书，家里在路边开店。一切的一切，都在说明着我与故乡的牵扯不断却又虚实难辨。

　　我想要有天打破这种状态，让关系变得更真实，让我的文字之中不再有心虚之处。在频繁的回乡中，我也感到家乡走到了一个城镇化的临界点上，它正在经历断裂和死亡，我需要在这个时间陪伴它，尽管除此之外我什么也做不了。于是有了后来的辞职回乡。原打算待上两三年，实际却只是一年左右，起初住在一座废弃的粮管所里，和一位唱丧歌看阴阳的“半仙”相伴，后来是在路边小店里，接触各色的乡下人，写作有关这些人的故事，“在故乡写故乡”。我觉得这样写出来的文字，和在远方写的不一样，尽管有人说距离产生美感，我却更想要真真切切触摸到的实质。我不喜欢八九十年代作家们笔下的乡村，人们关心的不是乡村自己。我也对田园牧歌、诗和远方感到陌生。这是观光者眼中的乡村。我经验中的乡村，百分之八十的时间人们在劳动，一切在劳动上生长起来，他们的人性并不比城市里的人更扭曲，但也并非更粗疏。它承担了自己的义务，接受了自己的命运，不管这种命运是什么。我想传达乡村的命运。

　　我记录那些在大路上经过像灰尘一样的穷人，那些在山上打转没有出路的年轻人，那个在心中装满了神话和传说的妇女，那些在老去中变得陌生和失去了尊严的化石一样的老人，那位一生失败却参透了自己生死的歌郎，那些在瘫痪的床上和失明的黑暗中坚持，像绵绵青苔一样注定没有出路的受难者。我还想记录因为电站引水正在死去的河流，被杀害的动物，搬空了的房子和窗棂，我想为家乡的每一条沟每一位逝者立传。在这期间，我写下了十几篇小说，后来离开后又陆续写了一些，形成了两本关于家乡的书《我们的命是这么土》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