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天价彩礼，要从思想观念破题

侯馨远　李婧

　　

　　破解天价彩礼之困，既要解决实际问题，又要促进观念更新；既不能“一刀切”否认彩礼风俗的传统功能，也要挤出受攀比、“怕吃亏”等心理影响而产生的“水分”，让彩礼回归本源、回归质朴，回归农村家庭可以承受的正常范围。

　　近日笔者与老乡聊天，谈及其儿子结婚所需花销，老乡吐出一肚子苦水：“彩礼30万元，房子、车子、金首饰另外算，加起来至少50万元。这还只是一个儿子的结婚开销。”据老乡反映，如此超出一般家庭经济承受能力的结婚花销，在当地很普遍。如果拿不出20至30万元的彩礼，青年男子就很难讨到媳妇。并且近些年来，当地彩礼金额还呈上升趋势。

　　一直以来，农村地区的天价彩礼广受诟病，青年苦恼婚娶，家庭债台高筑。有时因为彩礼价格谈不拢，双方家庭结怨，挑战着农村社会的公序良俗与和谐稳定，令人扼腕痛惜。事实上，针对天价彩礼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近年来各地各部门都在探索破解之道。村规民约上墙，红白理事会等开始发挥作用，还出现了嫁女少要乃至不要彩礼的典型。不过也要承认，一些地方的天价彩礼等陈规陋习还是“涛声依旧”，抓一抓好一阵，放一放又反弹回潮甚至愈演愈烈。天价彩礼的顽固性，与其植根的社会土壤密切关联。

　　首先不能否认的是，从传统视角来看，彩礼的存在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与合理性。一方面，它是双方确定婚姻关系的见证、互相吐露情感的媒介；另一方面，在从夫居的传统习俗背景下，彩礼是对女方家庭的一种公平补偿和经济保障。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变迁，彩礼原初的功能意涵呈现逐渐消解之势，转而被婚姻市场竞价、攀比心理助推等因素影响裹挟。彩礼“一路飙升”的背后，既有结构性的社会客观因素，也有社会观念与心理等主观因素。

　　过去长期以来，受“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等传统观念影响，农村地区有着较为明显的男孩生育偏好。加上上世纪80年代以来计划生育政策的叠加影响，加剧了农村地区家庭对新生儿的性别选择。随着时间推移，农村地区适婚男女比例的结构性失衡也就显现出来，适婚青年“男多女少”的状况客观存在。同时，囿于“男高女低”的传统婚配模式，女方往往更倾向嫁入经济条件、社会资源等方面比其原生家庭积淀更为深厚的男方家庭。婚配选择的结构性失衡，导致“城市剩女”与“农村光棍”现象并存，也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地区，尤其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边远乡村中，适婚男性之间的竞争压力。既然“女子不愁嫁”，女方家庭在彩礼问题上的“议价”资本显然更胜一筹，助推了彩礼价格高企。此外，在一些农村地区的婚介市场，还存在媒人哄抬彩礼价格从中牟利的乱象，这更为天价彩礼“高烧不退”雪上加霜。

　　除了婚姻市场竞价使然，攀比、“怕吃亏”等心理与观念，又进一步固化甚至助涨了天价彩礼。笔者听到的村民普遍想法包括：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不多要点彩礼，将来的养老钱能保障么？既然女子要得多也不愁嫁，为啥不趁机“捞一笔”？其他人家都是高彩礼，我家少要岂不吃哑巴亏，遭人笑话？如果彩礼要得低，女儿将来会不会缺乏经济保障，或因为“便宜”而不受重视？……凡此种种，十分现实又浸透些许冰冷与无奈，于情于理似乎都具有一定合理性。这给找到破解天价彩礼的突破口，带来不小思想观念方面的阻碍。

　　那么，面对天价彩礼，我们真的束手无策么？笔者以为，也不必悲观。天价彩礼固然有其思想观念的顽固性和绕不开的现实根源，但其所引发的“结婚难”“因婚致贫”等民生问题亟待解决，百姓“苦天价彩礼已久而求易俗”的呼声很高。我们既有必要、亦有基础做出改变。

　　随着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和女性对原生家庭经济情感照料的增多，彩礼补偿女方家庭生存保障的刚需作用，正在逐渐弱化。这就让个体与家庭在商议彩礼数额时，实际上有了更多依靠主观能动性、自主选择的空间。换言之，彩礼要高要低，很多时候并非“生活所迫”，而是“跟风随流”。一番面红耳赤的讨价还价后，表面是得了保障、免了吃亏、占了便宜，实则是失了体面、伤了和气、坏了感情。长远看来，未必利于小两口乃至双方父母家庭的稳定幸福。因此我们也看到，在索要天价彩礼这个问题上，即使在农村地区也并非“铁板一块”。即使当地普遍彩礼很高，也有人为了双方家庭和睦和新人长远幸福，而放弃索要高价。这就是个人观念与能动选择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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