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淑珍，今年75岁，白家楼人。1961年初中毕业，1966年入党，曾当过妇女队长、村会计。她说：“党叫我干啥我就干啥，没拖过后腿。”

　　1959-1961年，国家连续3年农业歉收，国家遭受经济困难，倪淑珍响应国家号召下放回农村。

　　1967年，媒人帮倪淑珍介绍了个对象。“我对象是北京国棉三厂工人。搞对象那会儿，他特帅，就是头发稀，老家河北的。刚开始我也不愿意，但媒人多次劝我，让我要先维持这个家。”倪淑珍说，“我和他认识几个月后，就结婚了。他那时每月挣40多块钱，给我们解决了温饱问题。”

　　“结婚时，啥都没有。我们村的人把我送到他老家——河北河涧，他骑着自行车把我接回了家。因无婚房，我俩就在招待所住了1个月。”

　　“后来，我俩搬回到白家楼，租房住，每月3块钱。我娘家有房，但我没去，我怕与哥嫂闹别扭。婚后，我生了仨儿子。”

　　“我们想，租房不是长久之计，得有自己的窝。干活之余，就把别人废弃不要的碎砖烂瓦捡回来。1970年，我们开沟挖槽、和泥砌墙，盖了两间房。”

　　“不幸的是，我爸爸病逝了。1976年，我爸爸给我们留下960块钱的欠账，那时候960块钱可是个大数目，我和哥哥每人还480元。我们每月靠40多块钱，养活5口人，日子过得紧巴。我是个好强的人。为了尽快还账，我借了12家，一家20块钱，先还240元，转过年又借12家，又还了240元。”倪淑珍说。

　　改革开放后，倪淑珍不仅还清了账，还有些节余，1980年又接了一间房，变成3间。1985年，单起一处盖了4间。1989年，又把老妈的4间老房翻建了。

　　2007年以后，倪淑珍家发生根本变化。村里搞新农村建设，实行原房改建。竣工后，倪淑珍家抓阄抓了3栋小楼，仨儿子一人一栋，每栋小楼前有10平方米小院，留村民打造庭院绿化美景，种植蔬菜、果树、花卉等。

　　2018年，高井村开展了美丽乡村建设。倪淑珍家的小楼外立面更换了防火保温板，塑钢门窗换成了隔音、防尘的断桥铝门窗，房屋墙面粉饰一新，乳白立面、咖色线条，时尚漂亮。屋内天然气、网络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住着很舒适。

　　如今，倪淑珍家不仅实现了厕所革命，而且还进行了雨污分流、垃圾分类。“原来，我们羡慕城里住上楼房的，现在反过来了，亲朋好友来做客都羡慕我们，都说我们白家楼很美，像个花园似的，鸟语花香。”倪淑珍说。

　　“我这一辈子，磕磕绊绊挺不容易的。现在我们不仅居住环境变好了，而且福利也很多，每月我和老伴不仅能领到7000多块钱，而且逢年过节的，村里还发点过节费。”倪淑珍说，“我觉得挺幸福的，感觉党就在身边。”

　　马丽英，今年80岁，白家楼人。“70年来，高井村从‘一穷二白’起步，发展成为北京最美的乡村，我是亲历者、见证者、推动者。”马丽英说。

　　“农民比城市居民生活水平低，不仅仅是因为收入低，更重要的是因为生活环境差。要想整治好农村人居环境，绝非易事。”马丽英说，“我印象最深的，还是2004年和2005年。因为流动人口的事儿就在这两年里顶头冒尖儿，因为新一届的党总支、村委会是这时候走马上任的。”

　　马丽英回忆说，2004年的白家楼，有一条青年沟，一里多地长，把白家楼一劈两半。成千上万的外地人在村里生活，两边的住家户什么都往沟里倒，排水沟成了臭水沟。“我原来住的房子，一年到头都不能开门不能开窗户，既便这样，还熏得人喘不过气来。夏天，苍蝇扎堆，黑糊糊一片，居然能把窗户给你糊上。”

　　“那会儿我就说，谁要是能把咱白家楼给治理干净了，谁就是菩萨观世音，我就天天给他磕头上香。”马丽英说，“共产党圆了我的梦。”

　　马丽英说，一上任，庄虔春书记就带着年轻村干部天天往白家楼跑，夜里十一二点了，还见他们在臭水沟边巡逻。后来，便开始对青年沟进行治理，臭水沟盖上了水泥板，修了垃圾站，村子干净了，还绿化了，没了沟的隔离，两边的住户一下子近乎了，经常凑到一块下棋聊天儿，打架干仗的事也少多了。

　　“就冲着村领导给白家楼治臭水沟这件事，我们也得帮着他们分担点事儿。”马丽英说，“2004年12月，我和几位老伙伴发起成立了‘老年志愿者协会’。到2006年初，这支志愿者队伍已有177人，年龄最大的84岁。他们义务地打扫卫生，维护治安，扶助孤寡老人和贫困户，劝解家庭或邻里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