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煌

　　2020年将是我国扶贫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按照既定规划，我国将消除绝对贫困，进入全面小康社会。但贫困作为世界性难题，全面小康后仍然将长期存在，必须深入思考设计新型减贫体系，做好新旧政策体系衔接，推动实现减贫防贫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和国际化，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迈入减贫新时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深入推进精准扶贫工作，脱贫攻坚取得了显著成就。到2018年底，全国贫困人口实现85%左右脱贫，贫困村80%左右退出，贫困县超过50%摘帽。2019年，我国将继续减贫1000万人以上，再摘帽300个县左右，到2020年只剩600万人以下的贫困人口和60个左右的贫困县。

　　但必须充分认识到，随着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按照现行标准的农村绝对贫困将会暂时在统计上消失，但这并不意味贫困问题的终结。从经济学角度看，贫困问题是个体问题，除非收入和财富分配绝对平均公平，否则贫困永恒存在，贫困与消除贫困将成为一对永恒矛盾。扶贫开发、消除贫困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坐等花开，要用发展的、比较的眼光审视这个问题。

　　2020年后我国将迈入减贫新时期。在这个新时期里，过去意义的绝对贫困基本消除，但是又出现了更高标准、更大挑战的相对贫困难题需要解决。

　　把握减贫新特征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中国的贫困问题将呈现出六个新特征：

　　从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2020年后，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但相对贫困问题却随之而来。可以预见，随着贫困线的动态提高，处于收入低端的人群将成为新的减贫对象，减贫的内容也不仅仅是追求温饱与生存，而是追求更高层次的发展与共享，贫困的相对性特征将更为突出。从国际经验看，世界任何国家都存在10%左右的相对贫困人口。有关资料显示，美国贫困人口比例在10%到15%，欧盟是15%，英国是18%。

　　从连片贫困转向散点贫困。随着全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整体脱贫、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集体摘帽，地域性、连片化、块状型的贫困将总体不复存在。贫困将呈现出弥漫状、散点型、插花式的状态，星星点点，散落全国，有的在农村，有的在城市。可以预见，尽管我国减贫的重点和难点仍会在农村，但城市减贫也会成为一个新的重要议题，城市“三无”（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抚养义务人）人员将成为帮扶的重点人群。

　　从常态贫困转向偶发贫困。随着帮扶力度的加大以及风险保障体系的完善，将来贫困发生率或返贫率将维持低位水平，呈现偶发性、短期性、可逆性。之所以具有偶发性，是由于造成贫困的原因主要与素质、能力等个人禀赋，以及自然灾害、投资失利、重大伤残等突发性事件有关，而非普遍的结构性因素。之所以具有短期性和可逆性，是因为在强大的外部帮扶下，贫困者能够有效应对外界冲击，用不太长的时间就能摆脱贫困，不至于长期掉在“贫困陷阱”难以自拔。

　　从收入贫困转向能力贫困。1996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人类发展报告》中首次使用“能力贫困”这一概念。目前，我国脱贫攻坚主要考量的是经济维度，所用关键指标是农村年人均纯收入，对于能力贫困特别是制度性能力贫困问题关注不够。2020年后的减贫将不仅仅局限在收入短缺、资源不足等经济层面，而将逐渐延伸到获取收入的能力受损或机会剥夺等领域，包括融入现代社会、适应和驾驭市场、获取信息、抵御风险、公平竞争等能力。

　　从原生贫困转向代际贫困。当前，在中国已经发生了贫困的代际传递。目前我国精准扶贫重点关注“这几代”贫困人口致富奔小康问题，也有通过普及教育、加强培训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等措施，但在长远解决“下几代”贫困问题着墨不多。2020年之后，随着原生存量贫困的减少，我国势必投入更多精力，关注解决那些因政策缺陷、结构失调、教育不足、身份歧视、利益僵化、通道堵塞造成的代际贫困问题。

　　从物质贫困转向精神贫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贫困的维度正逐步由资源、物质层面拓展到能力、素质乃至精神和心理层面。目前，西方国家出现的自愿贫困问题，就是这部分人对自身所处的贫困状态不厌倦，反而成为一种心安理得的习惯。在我国，则突出表现为一些贫困户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怨天尤人，一味“等靠要”，这种苗头问题虽说不太严重，但也需要在今后的减贫工作中给予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