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人类都面对一个严峻现实，生态环境恶化越来越严重，但是从历史长河中来观察，在古代社会人们并没有许多生态的烦恼。

　　生态利用与生态改造

　　自从人类在地球上迈出第一步那天起，就面临生态的问题，就需要处理自身与环境的关系，这种处理就是利用自然。因此可以说人类自从简单地利用生态环境开始，就踏上了漫长的文明之旅。远古时代地球上的人口还很稀少，动植物非常丰盛，自然生态远不是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样子。

　　在取之不尽的大自然的恩赐中，人类依靠采集野生动植物为主，享受了近万年轻松的生活，但是到了大约距今1300多年以前，地球气侯就一天天变暖，高大茂密树林开始变青山为草原，以草为食的野生动物，如马、牛、羊、驴等也减少了，自然生态的变化加上人口的增加，人类耗费的自然资源日益增多，野生动物生长变得很困难。可以设想，原先一头野驴，就能够满足一个家庭全体成员美餐好几天，可是野兔就需要捕捉到很多只，才能让一家人饱食一餐。人类第一次遇到了生存的压力，不得不寻求新的谋生之路。于是从原来的生态利用进入到生态的改造。第一步：为了补偿劳动收益的降低，发明了效率更高的技术和手段，远距离的猎杀工具也发明了，可是随着狩猎的工具改善和技术的提高，野生动物加速减少，甚至灭绝。资源枯竭的恶性循环就开始了。为了生存，农业和农民便出现了。应当说农业的出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一系列重大进步，完成了从生态利用到生态改造的文明飞跃。

　　定居文明与环境文明

　　把沼泽改造成了水田，把荒地改造成了耕地，人们就有了固定的资产，不再像过去那样随意地迁徙和游居。但是定居之后，要面临更为复杂的生态环境问题，甚至面临更为尖锐的环境利益的矛盾。比如说某一个血缘家庭，占用一片土地和水源，对家庭内部来说，具有利益的共同性和共享性，然而对于乡民来说，就具有了排他性和矛盾性：你用于浇灌田地的水多了，下游的水就少了，你改造的农田多了，留给别人的荒地就减少了。另外，为了营造居住的环境，人们开始伐木盖房，劈山开路，一旦扰动了自然生态，善意改造有时候会演化成灾难的回报，甚至会出现严重后果。为了处理错综复杂的生态问题和利益的矛盾，使社会变得更有组织性、更加有序，部落联盟、国家也就应运而生了。

　　生态协调与资源保护

　　我国古代哲学讲，生之在地也，养之在天也，泛指农民生产活动，天地是农民生产的环境因素，人是农业生产活动的主体。我国早在2000多年前就产生了保护农业资源和自然环境的意识。例如，战国时代的《礼记·月令》中明确指出，在早春季节，必须“禁止伐木”。在战国时的《荀子》一书中说：“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虞师之事也”。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要有禁有发，禁是禁止，发是利用。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还特别下令不准烧掉那些“树艺”之书。古代为了鼓励人们钻研农业生产技术，还提出过重奖生产能手的措施。

　　古代资源保护思想到今天依然放射出独有的光芒，生态农业的大河，一直流淌在我们神州大地上，生态农业的智慧，伴随我们的民族一道成长，一道提高。

　　绿色农业与有机食品

　　在古人的意识里，耕地是有生命的，因此需要养地，只有让地力恢复和补充，才能继续种庄稼，为此采取了多种方式和手段，来改良土壤，培肥地力。

　　古人提出了土宜论和土脉论的学说。土宜论就是指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地形和不同的土壤，生长不同的植物和动物，因此，要因地制宜；土脉论则把土壤视为有血脉、能变动、与气候变化相呼应的活的机体。这两种学说，类似于今天的土壤生态学。这么一来，人们不断开辟肥料的来源，将瘦瘠的土地改造成为良田，保持了地力的常盛不衰。

　　我国在春秋战国时开始种植绿肥作物和豆科植物来肥田，将绿肥作物纳入轮作或套种的作物组合中，是用地养地的手段。

　　我国也是世界上应用农业生物防治最早的国家。公元304年成书的《南方草木状》记载，南方种橘子树，在树上放养一种黄蚁，用来对付为害果实的害虫。另外还有很多利用蚁鸟和青蛙防止害虫的例子，在明清时期，在南方稻田中养蚜治蝗虫。中国古代用于防治害虫的药物有很多，例如，植物性的有嘉草、莽草、牡蘜等;动物性的有蜃灰、蚕矢、鱼腥水等；矿物性的有食盐、硫磺、石灰、砒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