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伊始，一份关于“三农”的“中央1号文件”正式印发，吸引了许多人关注的目光。

　　这是时隔近20年后，中央1号文件再次锁定“三农”。此前，在上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初期，中央曾连续下发五个1号文件，指导“三农”工作，推动了农村改革前进的步伐。

　　在这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对农业要采取“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在当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重要论断被正式提出。

　　“多予”、“反哺”，这是近十年来，中央对于农业问题的基本政策导向。十年间，一系列对农业的支持保护政策陆续出台。国家通过加大对农产品生产和流通、以农田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地方重农抓粮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建立了一套加速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政策体系。

　　粮食直补，开启农业补贴政策新阶段

　　——农业补贴从补贴流通环节向补贴生产环节、从补贴消费者向补贴生产者转型，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积极性。

　　河南省滑县，一个在国内名头并不算响亮的地方。但说到粮食，这个县却是当仁不让的“明星县”——粮食总产20年位居全省第一，更从2003年起连续九年荣获“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标兵”，是全国唯一的“九连冠”。

　　县农业局纪委书记郝广亮在这里主抓粮食生产十多年了。1999年，滑县的粮食产量达到99.5万吨时，郝广亮心想：产量要是能达到100万吨，就心满意足了。

　　从99.5到100，这在当时看来是一个触手可及的目标。

　　没想到的是，就是从接下来的年头开始，全县的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连年下滑。到2002年，粮食总产下降到了90万吨。

　　作为全国粮食的标杆县，滑县的粮食生产，其实是全国的缩影。

　　但凡熟悉“三农”的人都知道，在世纪之交的时刻，我们的“三农”工作面临着怎样的情形：农业生产尤其是种粮的效益越来越低，农民纷纷进城打工，耕地大量抛荒……

　　农业是共和国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如何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2002年起，在安徽省天长市、来安县，一项粮食补贴政策悄然试水——每斤粮食，国家直接补贴粮农0.055元。

　　这看似微不足道的一笔补贴，却改变了粮食购销的大格局。

　　过去，为保护农民利益，国家每年也都支付大量粮食补贴，支持国有粮食企业按保护价收购农民余粮。但是，由于这种补贴的间接性，农民实际获益较少。而在安徽试点的这一政策，则绕过了粮食企业，将补贴直接发放给了生产者。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粮食直补”。

　　同时，在天长和来安，政府放开了粮食收购价格和购销市场，众多个体工商户纷纷涉足粮食收购。

　　有了收购主体的多元竞争，农民的优质粮食自然可以卖上更高的价格。这也倒逼原本靠拿补贴收粮食过日子的许多国有粮企加快改革，减员增效。

　　这一直补政策，经过在安徽、吉林等地几年的试点之后，于2004年起在全国全面实行。当年，中央为此投入资金116亿元。

　　同年，国务院全面放开了粮食购销市场。同时，国家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确保不出现“卖粮难”。

　　两年之后，针对农资价格大幅度上涨，中央在粮食直补之外，又拿出120亿元，建立农资涨价综合直接补贴制度，对种粮农民因化肥、农药、农用柴油等农资价格上涨带来的损失进行补偿。

　　这两项补贴，尽管摊到每个农民头上并不算多，但随着补贴的持续增加，我们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安徽省阜阳市，一个有着“江淮百亿粮仓”之称的粮食大市，到去年为止已经连续四年粮食总产突破100亿斤，连续八年丰收。而这份荣耀，正是始于种粮补贴开始发放的年头。

　　“前些年阜阳还有土地撂荒的现象，这几年没有了，农民把沟边地头都种满了。”阜阳市农委总农艺师杨庆芳说。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滑县。

　　从2003年起，滑县农民就开始以“抵扣农业税”的方式，获取直补款。而当年，粮食种植面积也由2002年的218.9万亩增加到236.1万亩。2004年，滑县粮食种植面积达到243.3万亩，总产105.5万吨。在瞄准100万吨这个目标五年之后，郝广亮终于得偿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