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秀很感慨：“几十年了，我们一直都在种洋芋，只是在建了交易所之后才卖出了好价钱；黄土还是黄土，只是我们把它修成了梯田；雨水还是那么丁点儿，只是后来修了水窖，水才可以存起来。”

    “种了一坡，收了一车，打了一斗，煮了一锅”是大坪当时广种薄收的真实写照。

    “吃饱肚子”，在上世纪60年代是每一个大坪人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刘玉秀不会忘记，缺粮吃、缺水喝、缺衣穿、缺柴烧……地处安定区的大坪人的生活从来不曾安定。“那时候，天不下雨就没有水喝，吃不饱饭就吃麦芒。”

    刘玉秀清楚地记得过去的艰辛：“1962年，我刚从榆河嫁过来时，家里只有百十斤小麦，逢年过节才能吃点，豌豆、莜麦等杂粮也不多，芸芥籽炒洋芋就是最好的菜。下雨天房子到处漏水，揭起炕上的竹席挂在上面避雨。记得有一次来了社教工作组，家里只有一床被子，给工作组送去后，就和丈夫俩盖着一件棉衣将就了一夜。”

    那段年月，历历在目，大坪只有十几户人家，种的是陡坡地，住的是土窑洞，生活都很困难。

    在刘玉秀的家里，她给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名叫“献羊墩”的山嘴，过去每逢大旱之年，村民们就会聚集在山嘴上向老天献羊祈雨，可是羊没少献，雨却求来的不多。

    多少年来，“献羊墩”见证了大坪村长期靠天吃饭的辛酸历史。“吃的是救济粮，穿的是黄衣裳，喝的是玉米汤。”这是大坪人最常见的生存状态。

    穷则思变。

    1964年，大坪村人试修了一块梯田，种植的马铃薯产量很高，大坪人从中悟出了一个道理：与其献羊向老天求雨，还不如修梯田向土地要效益，才能解决吃饭问题。

    与此同时，全国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热潮，大坪村也不例外。对于满是黄土高坡的大坪村而言，梯田更是蓄水、保土、增产的唯一途径。

    然而那时，在黄土高坡上凿出梯田只能依靠人的双手。

    刘玉秀说：“开始不会修，就把土倒到沟里，用背篼背着，个子小的人就快要跌倒了。”

    当年，大坪人在时任村支部书记冉桂英的带领下，靠三辆独轮车起步，人背肩挑，兴修水平梯田。冉桂英、刘玉秀简直是不分昼夜地在田埂上干活。“夜里还得看小孩，经常是我干到夜里12点，然后再换孩子她爸干后半夜。”到了冬天，夜里必须得烧着煤油打着马灯才不让地冻住。刘玉秀说，只怕一旦冻住，就前功尽弃。

    梯田修好后，为了提高产量，刘玉秀还带着村民们走上近十里的山路到山下县城的公共厕所里，挑人粪浇到地里。

    如此人背肩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苦干实干，人均产粮由1963年的271斤提高到1976年的1262斤，村民生活逐步改善。

    远学大寨，近学大坪，修梯田吃饱了肚子

    在定西市一个普通小区里，记者见到了快80岁的冉桂英。回忆起当年，老人很激动：“1962年，我担任了生产队副队长，大坪村大多数农民过着‘全天两顿粥，三代一床被，草皮做燃料，苦水解饥渴’的日子。1964年，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我想大寨治穷致富能把石头山修平，大坪的黄土山难道就修不好？”当年冬天，冉桂英带领大家在一个叫马莲套的地方打响了改土造田的战斗，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脚不停、手不闲地忙了一冬，硬是把12.5亩的陡坡地全修成了沃土良田。

    1970年至1972年，甘肃中部地区遭受3年干旱，许多地方依靠国家救济度荒。大坪通过修梯田，人均产粮666.5公斤，给国家上缴粮食1.5万公斤。

    大坪人在冉桂英的带领下，坚持不懈修梯田，农民吃饱了肚子，引起了甘肃省委的高度关注。1973年4月，时任省委书记的宋平同志首次来到大坪，充分肯定了大坪人民战天斗地，改造山河的做法和精神，并形成了一个重要思想，这就是“干旱地区要改变贫困面貌，首先要像大坪一样，从修梯田开始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一个村庄影响了省委的决策。其后，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宋平同志郑重地指出：“我在大坪生产队看了，那里修梯田搞得不错，粮食产量比较高，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看来，多搞些梯田、水窖，就能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饮水问题，全省各地都要学习大坪修梯田的先进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