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海涛 高杨 李丽颖 买天 刘艳涛

    在2.57亿农民工当中，尽管有许多已经成为大工业的主体力量和城市的建设力量，却因一纸户籍享受不到国家对城市建设贡献者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难以融入城市生活，长期徘徊在城市的边缘。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户籍制度改革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作为回应，温家宝总理3月5日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更加注重把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与会代表委员纷纷表示，“户籍体现的差别待遇阻碍了健康的城镇化进程，户籍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应该让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进城落户。”

    别让农民工成为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漂移群体

    尽管许多农民工长年在城市工作，但因为农村居民身份，因此无法获得各种社会服务。

    青岛港集团董事局主席常德传代表说：“农民和工人原本是对职业的一种划分，但服务于计划经济的户籍管理制度将其转变成为对身份的一种划分，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就业、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利益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青岛港农民工数量庞大，对这个问题反应强烈。”

    在天津市水产研究所研究员王玉佩委员看来，这些数量庞大的农民工没有归属感，也没有依托感，是一个尴尬的群体。来到城市后，他们看来仅仅是为企业和雇主打工挣钱，而这个城市应履行的社会责任和义务被无形地淡化了。“如果这些人不能被城市安置接纳，将成为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漂移群体，因此，必须引起全社会的极大关注，从国家战略高度，应加大城乡统筹力度，迅速妥善解决。”

    前不久，一个国家层面的户籍制度改革文件已经出台。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通知强调要着力解决农民工实际问题。要求各地的就业、义务教育等新政策不要再与户口挂钩，同时允许来自农村的务工人员获得中小城市的户口。

    “国务院下发的户籍改革通知，强调必须尊重农民意愿，切实保障农民合法权益，这个是有必要的。但通知并没有明确户籍改革的目标和具体做法。”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委员认为。

    “从管理体制来说，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的最重大问题是如何适应人口流动的新情况。过去人是单位人，是村里人，见面问你是哪个村的哪个单位的，而现在人口流动使人户分离的情况非常普遍，许多老制度尤其是户籍制度，已严重束缚了社会管理工作。以北京为例，现在一半以上是流动人口，有的区县非户籍人口已经出现严重倒挂。”北京市社工委书记宋贵伦代表说，社会体制改革面临缺乏制度设计和顶层安排，没有打破地域、户籍和身份界限的社会保障体现，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的新需求，因此亟待进一步改革。

    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是中国改革发展必须跨过的一道“坎”

    利时集团董事长李立新委员认为，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让他们享受“同城待遇”，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归属感问题的关键。应尽快改革户籍制度，降低农民工落户门槛，畅通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制度渠道，并且完善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让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享有均等的社会保障。

    “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就要统筹城乡，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部署。富裕农民就要减少农民。目前土地城镇化速度远远低于人口城镇化速度。这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应该的。这是城乡差距的重要原因。 

    近几年，重庆探索户籍制度改革。事实证明，在不发达的西部地区都可以实现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同步推进。”重庆市农业科学院院长唐洪军代表说。

    重庆市市长黄奇帆代表介绍，重庆户籍制度改革一年多，到2011年12月20日，全市农转城人数已达到310万人。平均每天转户6299人。今年开始，要推进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常态化。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是中国改革发展必须跨过的一道“坎”。

    那么逐步给户籍“松绑”，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蔡昉分析道，第一，会让中国的劳动力供给更稳定。现在一会儿“民工荒”，一会儿“返乡潮”，这和农民工没有得到城市户籍有密切关系。第二，因为农民工在城市打工居住，但没有得到完全的社会保障，也没有稳定在城市长期居住的预期，因此他们的消费是不充分的，没有发挥出消费者的功能。户籍改革可以稳定他们的生活，也可以让他们后顾无忧去消费，进而扩大内需。第三，户籍制度改革有利于我们延长第一次人口红利，因为第一次人口红利还是由于劳动力供给充足，现在出现用工荒的问题说明制度阻碍着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清除制度障碍有利于第一次人口红利的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