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达成一个拆迁补偿协议，许多干部一遍遍到农民家中拜访，摆事实讲道理，反复和农民沟通。政策的合理程度、干部的沟通程度和群众对此的接受程度就决定了新时期群众工作能力大小。农民认识到自己的根本利益是什么，长远利益在哪里，从而自觉团结、凝聚起来，去实现自己的利益，积极参与到重点村建设进程中来。

    为了宣传政策，丰台区大红门村专门建立了网站，各项拆迁政策上网，并聘请了多名年轻人专门负责在网上释疑解惑；村里组织了多次拆迁政策考试，对于考试优秀者给与奖励；宣传车定期进村宣传政策，光是宣传横幅就制作了上千幅……“有些工作说起来比较简单，但做起来要很细致，拆迁政策必须宣传透了。”大红门村村支书于连山说。

    拆迁过程中，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是补偿面积的计算。此前按旧文件，房屋拆迁补偿面积是据实计算，这次重点村建设把握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对于未经审批建设的二层以上建筑，拆迁中不予补偿。政策的初衷是为了遏制私搭乱建，树立正确的拆迁导向，但就是这一条政策的变化，要让老百姓真正理解和接受，阻力非常大。

    这时候就要看政府的工作做得是否到位，如果不到位，有些农民可能就成了钉子户了。与群众沟通协商的效果，考验的是基层干部的工作能力，特别是群众工作的能力。

    “政府部门的干部下来做工作，先不是考虑协议签不签得下来，而是先跟老百姓交朋友。”昌平区副区长苏卫东一直坚持这样的原则。

    农民对进村干部由大骂到小骂，由小骂到不骂，到跟进村干部谈心，到进村干部嘱咐他拿到补偿款后别乱花钱，这样的经历太多了。在昌平区东小口镇的拆迁工作进入攻坚阶段时，镇里的一二把手都亲自进村做工作。有一个叫郭艳红的老太太，起初说什么也不答应拆迁，为了做通老太太的工作，书记、镇长连着好几天登门拜访跟她交心，到后来，老太太从一个“钉子户”，变成了书记、镇长的朋友，不仅一再对他们说“我绝对支持您工作，钱不钱的都好说”，而且还反过来帮着政府做工作，谈下了好几个“钉子户”。

    正是得益于大量细致的工作，全部50个村的拆迁十分平稳，没有发生过一起恶性案件。

    在采访中，许多基层干部一致认为，只要工作做到位，老百姓大多数还是很好说话的。而这个过程中也要感谢农民的配合。一个有成百上千年历史的村庄在两年内消失，群众对家乡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心情，地缘和人缘，邻里乡情和家庭亲情，心里期盼和就业收入压力，多种情感交织在一起，农民真正实现市民化，将会是一个更加长期的过程。

    一项集成创新的工程

    城乡结合部建设，是一项民生工程，同时也是一项创新的工程。整个工作千头万绪、错综复杂，其中凝聚了许许多多的探索和实践、智慧和经验。

    两年内要完成50个重点村的建设，资金是一个关键问题。虽说预算资金2300亿元可以通过土地招拍挂来实现平衡，但问题在于，这部分资金并不是现成的、可以直接拿来用的，而是要在建设过程中逐步调转出来。这是要用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因此，资源、资金调度的好坏快慢，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建设工作的效果

    “这要求我们的金融机构要创新，要有担当。”北京市金融服务局副局长栗志纲说。

    建设工作启动以来，市金融服务局和金融管理部门及在京金融机构共同协商，推出了土地储备贷款模式、参考棚户区贷款模式、保险资金模式、委托贷款模式、收益权质押贷款模式等多种融资模式，保障了融资到位，为建设工作提供了后盾。

    通过诸多模式集成，50个村盘活了“昨天的钱（土地资产）”，用好了“今天的钱（财政资金）”，激活了“明天的钱（银行贷款）”，融资、拆迁、建设成本可以比商业开发降低30%~50%。

    建设成本降低也与工作效率的提升有关。50个重点村建设过程中，各部门均推出了绿色通道，审批手续所需时间可以缩短一半。

    为统筹协调建设工作，北京市成立了城乡结合部建设领导小组，负责日常工作的小组办公室成员包括了发改、财政、金融、住建等多个部门的相关负责人，遇到什么问题，大家在办公室里一碰头，就知道谁该管哪方面，问题可以很快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