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集成不光体现在融资，还有回迁楼规划建设、集体产业发展、整建制农转居、促进农民就业、农民理财、建设资金监管等等，以保护农民利益为政策的价值取向，在现有政策框架内，尽最大可能依法依规一揽子解决好农民问题，使得重点村的探索更具有了现实意义。

    一场农村城市化的深刻变革

    旧村拆迁了，农民上楼了，但故事还远没有结束。“居住形式、生活方式的转变相对容易，但农民要从产业上、观念上真正实现城市化，还要一段时间。”北京市旅游委副主任、原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宋宇说。

    大兴区委书记林克庆给记者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农民上楼后，需要缴纳许多原来脑中没有概念的费用：水费、物业费、卫生费……看似很不起眼的小事，但让农民一下子接受却并不容易。

    林克庆说，在此次50个重点村中，大兴区有8个村。为了让搬迁村农民全方位融入城市，也为了保障农民的长远利益，大兴区提出了“安置就业有岗位，经营增收有资产，稳定生活有保障，服务管理有组织”的“四有”工作机制，在全市城乡结合部建设工作中颇具代表性。

    拿就业来说，拥有亦庄开发区的大兴区在解决农民问题时，充分利用了城市资源，大力促进搬迁村农民到开发区就业。为此，区里建立了职业技能培训基地，镇村两级成立了就业服务组织，开设了手机短信平台，及时详细地发布企业用工需求信息。此外，区财政拨出专项，增加了大兴区到亦庄开发区的公交线路，还为两个镇开通了就业直通车。而至于发放就业奖励、岗位补贴等措施，自然更不消多说。目前，8个重点村就业率均在90%以上。

    政府的服务不仅包括帮农民就业增收，也涉及农民的精神生活。各镇普遍建立了网络化联系党员群众的工作模式，坚持定期走访慰问搬迁村民，进行各项调查，同时定期开展百姓大讲堂，围绕文明礼仪、阳光心态、家庭教育、科学理财等主题，加强对搬迁村民的教育培训。

    对搬迁村农民实行“农转非”，纳入城市社保体系，是此次城乡结合部建设的一项重头工作。而“农转非”后，原有村级集体资产如何处置分配，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

    大兴区旧宫镇镇长冯秀海介绍，大兴在重点村搬迁建设中实行了“双轨制”：一方面使农民“转非”后能够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另一方面通过产权制度改革，把集体资产量化成股份，农民变股民，这样农民转非后可以带着自己那部分资产进城，按股份享受资产增值分红。

    这种“双轨制”是50个重点村普遍采取的方式。在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的同时，各村镇拓宽经营方式，通过集中理财、留地安置、购买底商等多种方式进行经营，实现“经营增收有资产”，农民作为股东，有了长期稳定的收入。

    事实上，大兴区的城乡一体化进程并非始于50个重点村建设，而其目标也并不只是此次的8个村。

    2006年，大兴就已开始城乡结合部地区整治等工作，到目前为止，全区已有123个搬迁村，其中46个村已经完整建制转非安置，共搬迁农村劳动力6.4万人，就业率达89%。

    大兴区城乡结合部123个村将全部整建制“农转非”，实现“四有”，让近10万农民全部融入首都城市发展，这是大兴正在下的一盘大棋。

    棋局纷繁复杂，涉及了搬迁、撤村、转制、转非、就业、资产经营、回迁、村居对接等等内容，不是此前任何一个机构或者部门能单独干好的。为此，2010年11月，大兴区专门成立了一个全新机构——“四有工作办公室”，负责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建立保障搬迁村民长远利益的机制。

    新理念，新机制，新机构。可以说，大兴正在经历一场全方位农村城市化的深刻变革。

    而随着50个重点村建设工程的启动，这样的变革正在整个北京城乡结合部悄然发生。

    这种变革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北京经济社会发展到了今天这个阶段，政府有了一定的财力，土地开发可以产生比较高的收益，城市也给农民提供了足够多的就业机会，因此，这样的变革已是水到渠成。在全国，北京的做法或许在现阶段无法全面复制推广，但在很多正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大中城市，北京的实践已经具有了很强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