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创新同样是推动扶贫开发的不竭动力。近年来，我们转变观念、创新思路，推动扶贫工作发生了“五个转变”。一是着力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推动扶贫开发由过去的单个项目扶持向产业化扶贫转变。二是着力实施集中连片开发，推动扶贫开发由过去的一村一户扶持向区域性扶贫和扶贫到户并重转变。三是着力解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扶贫开发由过去解决温饱为主向注重全面发展转变。四是着力构建大扶贫格局，推动扶贫开发由“单打独斗”向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为主转变。五是着力创新机制，推动由“等、靠、要”向主动“减贫摘帽”转变。今年，我省在原来的基础上创新扶贫开发工作机制，在全国率先出台了“摘帽不摘政策”的激励措施，极大地激发了贫困地区扶贫开发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实行“摘帽不摘政策”，就是要改变“等、靠、要”、小富即安、不富也安、争戴“贫困帽”的惰性思想，改变贫困地区发展动力不足、依赖性严重、越扶贫越想保“贫困帽”的现象，解决事业心、责任感、危机感、能动性、执行力不强的主观问题。对提前“减贫摘帽”的县、乡，贵州实行“三个层次”的奖励：即对提前“摘帽”的县、乡，原有扶持政策不变，并从“摘帽”当年起至2018年，每年给予定额奖励；对减贫人口任务完成好的县、乡，按减贫人口的不同成效，分段给予定额奖励；对提前“摘帽”的县、乡党政负责人，除给予表彰奖励外，经考核评定合格，符合条件的，优先提拔任用。

    可以说，机制的创新，让新一轮扶贫攻坚有了“原动力”。

    这些年来，我们通过整合部门资源、对口帮扶资源、社会资源，形成党政主导、部门社会参与、资金多元投入的大扶贫格局。由于不断整合资源，不断将各种有利要素集结发挥，改变了过去零敲碎打的扶贫方式，做活了“1+1>2”、“1+1=N”的算术题，机制创新增添了新活力，综合治理取得了多重互动效应。

    记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尤努斯说，要用金融方法来进行扶贫。那么贵州的金融扶贫总体上处于一个什么状况呢？将如何做好信贷扶贫？

    栗战书：扶贫资金严重不足一直是制约贵州扶贫的瓶颈。近年来，我省与金融部门探索了“以政府为主导、银行具体办理”的信贷扶贫模式。信贷扶贫资金在我省扶贫资金总额中比重逐渐增多，对帮助我省贫困群众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加快脱贫致富步伐，尤其是促进贫困群众转变观念，积极参与市场竞争，走开发扶贫路子具有重要作用。

    今年，国家开发银行贵州省分行斥资100亿元开发性金融支持贵州扶贫开发，通过打造组织平台、融资平台、担保平台、社会公示平台和信用协会“四台一会”的融资模式，探索建立“政府选择项目入口—开发性金融孵化—实现市场出口”的长效机制，解决我省扶贫开发资金短缺问题。对于省、市（州、地）级的重大扶贫项目以及促进农业产业发展的中小企业、扶贫龙头企业，推行“扶贫县市推荐项目、专家银行评估项目、企业申报贷款、多形式担保、省扶贫办贷款贴息、企业承贷承还”的运作模式，共同防范和降低贷款风险。

    记者：这次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强调，要激发贫困地区的内生动力，实现农民自我发展。目前，贵州在这一方面取得了哪些经验？今后将怎样做？

    栗战书：经过新世纪的扶贫开发，我们基本形成了“党政主导、社会参与”的扶贫格局，创造了具有贵州特点的“六大模式”。一是“长顺做法”。即根据山区特点，以提高土地单位面积投入产出比为目的，在草地生态畜牧业、油茶、果药产业中，结合下经济、粮经套作、果药套种等发展“短平快”项目，成功探索出“一业为主、多品共生；种养结合、以短养长”的长顺山地农业扶贫开发模式，唱响了希望在山、潜力在山、致富在山。二是“印江经验”。即“以整村推进为基础、整乡数乡连片开发、区域县域推进”为主要特点的印江经验，得到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充分肯定。三是“晴隆模式”。即在石漠化地区通过种草养畜，利用生物手段修复生态，有效治理石漠化，促进农民增收的扶贫工作措施。四是毕节试验。即以“产业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为主题，凝聚各方力量、多重优势叠加的“毕节试验”，为贫困地区探索了开发扶贫、生态建设和人口控制有机结合的科学发展道路。五是集团帮扶。即由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的省领导带头，省直部门、金融机构、科研院所、军队和骨干企业参与，定点联系贫困县、乡，并在每个帮扶乡投入1000万元财政扶贫资金，用3年左右的时间使帮扶乡整体脱贫的省领导集团帮扶模式。六是智力扶贫。即围绕“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的主基调，在深入实施工业强省和城镇化带动战略的进程中，针对产业化扶贫项目和二三产业所需人才，开展各种实用技术培训，实现“门口办班、就地培训、出门就业”。同时，实施“雨露计划·圆梦行动”和“雨露计划·助学工程”，资助农村贫困户子女接受高中等学历教育，阻断了贫困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