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赛楠

    日前，在中国发展基金会举办的“2011儿童早期发展国际研讨会”上，全国妇联儿童部部长邓丽透露，在农村五周岁以下双亲外出的留守儿童占留守儿童总数的40.19%，为2300万人，四川、安徽、河南、湖南、江西、贵州、广东等7省0~5周岁留守幼儿均超过百万人。全国妇联呼吁父母将子女带在身边。

    在留守儿童当中，低龄儿童占近半数，比例之高，数量之众，确实令人咋舌。不可否认，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不断地为农民工的权益奔走呼告、深鞠热泪，然而，他们背后的这些孤苦伶仃的孩子，尤其是低龄留守儿童，却在不经意间被我们忽视了。进城务工的父母为什么不将孩子带在身边？亲情呼吁就能改变这些孩子的现状吗？面对2300万低龄留守儿童这个庞大的群体，我们心存忧虑。

    毋庸置疑，低龄儿童留守农村会遭遇种种问题：家庭亲情缺失、监护不力、营养缺乏、学前教育缺位……倘若我们把农村低龄儿童比作一棵棵刚刚成长的小树苗，那么，没有亲情的细心浇灌，没有父母的悉心管教，我们很难想象它有朝一日会如愿以偿地成为苍天大树，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古人云，父母在，不远游；现如今，幼子在，仍远行。这不是“父慈子孝”的缺失，而是新生代农民在面临城乡二元格局导致资源分配不公的无奈之举。

    俗话说，“眼比心高，心比眼深”。公众舆论的视线很容易发现低龄留守儿童的存在，却很难体察作为低龄留守儿童之父母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无奈与尴尬，这正是因为前者只需要用眼去寻找，而后者则需要用心设身处地体察。要知道，新生代农民工身处于一个社会转型的时代，原有的制度体系开始松动，进城务工让他们获得了另外的生存方式，开启了另外一种人生轨迹。城市的资源和机会远比农村要多，他们一旦进城就很难丢下自己的工作，很难再回农村去；城市固然很精彩，城市却也很无奈，新生代农民工自己在城市里尚且没有站稳脚跟，又怎么能够轻易把自己年幼的孩子带到城里。孩子到了城里，生活成本将会有多高？谁又有精力来照看？我怎能付得起那高额的教育费用？一连串的未知和恐惧硬生生地把年轻父母那点亲情给狠狠地挤压掉。他们就彷徨在这“回不去”和“带不出”的双重困境。

    诚然，子女的苦楚背后是父母的无奈，而年轻父母的无奈所引发的就不止是整个国家的“无奈”。众所周知，儿童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农村儿童的发展，特别是幼儿阶段的营养摄入、成长发育和受教育状况，不仅会对他们一生的成长和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同时也是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在这些农村低龄留守儿童在未来的三四十年里将要担负起社会中坚的重任。如果他们因亲情淡漠而身心发育不健康，因留守农村无人尽心管教而缺乏应有的素质，我们又如何放心地把推动未来中国的发展的重任托付给他们？

    当然，面对新生代农民工这既“回不去”又“带不出”的困境，我们并非一筹莫展、无计可施。困境并不意味着绝境，提出问题本身就蕴涵着解决问题的因子。例如，各级妇联组织可以通过建立低龄留守儿童专项档案，在留守地区启动“拥抱真情”关爱工程，展开“代理家长”、“代理妈妈”等系列结对帮扶活动，填补低龄留守儿童缺失的关爱。一些地方也可以在取消幼儿园入学赞助费，建设廉政房给外来务工者上做一些探索和实施。不过，解决低龄留守儿童的根本之策，还是要把这个特殊群体作为解决“三农”问题和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取消户籍限制，弥补城乡差距，让所有人都平等享受住房、教育、医疗等基本福利，这样，低龄留守儿童的问题才能最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