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长利说：“我的种猪场原来在日照市东港区的高科技工业园内，在那里猪场整整经营了8年。2004年，因为高科技工业园发展征地需要，原种猪场不得不搬迁。”

    即使环保达标，养猪场与政府部门和周边村民的关系始终紧张，且往往处于劣势。

    “随便一个人就以猪场污染为名，到猪场门口捣乱，让猪场停止生产，而当地执法部门基本不管。”张福权说，“稍有不慎，冲突在所难免。结果是猪场的产量上不去，产能发挥不出来。”记者看到，粤东种猪场前几年被破坏的猪舍空在那里，至今不允许生产。山东日照原种猪场被周边村民围攻打砸破坏和暴力伤人，至今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为何近期发生逼迁或关闭的都是规模化养猪场呢？张福权说：“散养户规模小，基本在自己的承包地上养猪，多数是当地人，靠人情关系等手段赢得生存空间，因为规模小，效益不好易转身。而规模化猪场就不一样，投资大，回报期长，利润薄，在维护生存环境上，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各种利益阶层的非正常需求，导致矛盾暴发。尤其，国有规模养猪场因为财务制度制约，生存更加困难。”

    当众多养猪场的遭遇摆在眼前时，当诸多以这样那样的理由颁布的“禁猪令”纷至沓来时，去哪里养猪成为现实难题。

    规模养猪场受挤兑，保障生猪生产堪忧

    规模化养猪场的生存发展日益陷入困境，这不仅关乎众多从业者的生计问题，更与国计民生紧紧相连。

    今年年初以来，猪肉价格一路狂涨，创下了2008年以来的新高，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导致猪肉价格持续上涨的原因很多，产量和供应量不足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而这与养猪业生存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马闯对记者说，前一个周期，猪肉价格起伏巨大，受疫病和养殖亏损影响，散养户大量退出行业，但是规模化养猪场在用地和环保的挤兑下，又不能马上补上来，这导致生猪存栏数从去年年初开始持续下降，猪肉市场供需失衡。

    今年7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平稳健康持续发展、防止市场供应和价格大幅波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也把“散养户退出”列为近期猪肉供应偏紧，价格大幅上涨的首要因素。

    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散养户退出已将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首先是养猪不划算；第二防疫能力弱，也没有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第三，大量劳动力往城市转移，也没有人手养猪。

    面对散养户大量退出留下的市场空白，规模化养猪无疑将承担重大的任务。马闯认为，标准化规模饲养不仅成本低、生长期短、便于防疫，而且不会轻易退出养殖市场。中国未来的生猪饲养体系将由一体化和大型养猪企业为核心，由标准化规模养猪场（户）及养猪合作社为主体构成。

    这一点在国家的政策中也可窥见一斑。国务院《通知》中列出的扶持生猪生产第一条措施就是“扶持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积极支持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建设”并提出，“十二五”期间，每年继续安排中央投资25亿元支持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建设，并视情况适当增加投资。

    农业部在7月份出台的扶持生猪发展的六项措施中，也提出要“加快发展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要求“深入开展生猪养殖标准化示范创建活动……帮助规模养殖场户解决好用地难、贷款难等实际困难”。

    但是，从眼前的情况来看，规模养猪场的发展却是前途未卜，这将给未来保障生猪市场供应带来诸多压力。

    发展养猪业，需让地方政府既有动力又有压力

    综合协调利益分配和成本分担机制。标准化规模养殖如何担当起稳定生猪市场供应和价格的重任？如何才能让地方政府有发展规模养殖的积极性？在诸多业内人士看来，关键还是要从利益合理分配和成本分担机制入手。

    中国畜牧业协会提出，要围绕产业链的建设，同步推进所有畜牧业相关产业的发展。建成配套的饲料生产基地、兽药生产基地、畜产品加工基地以及相应物流体系等，从而使畜牧业成为当地经济的支柱产业。在这些产业链中，只有养殖生产部分根据国家法律规定予以免征所得税，其他相关产业全部需要纳税，而且可以组织劳动密集型生产，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增加地方政府发展养猪业的积极性。另外，可以建立畜牧业发展基金，从当地所有畜牧生产企业出栏的每头（只）畜禽提取一定金额，由当地县级政府和企业共同管理，用于扶持当地适度规模农户养殖和鼓励种植饲料作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