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焦宏 施维
国家级种猪场环保达标，仍被勒令关闭
对于众多养猪者而言，今年可是个好年头，频频上涨的猪价，使他们受益不少。但是深圳市农牧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福权却高兴不起来，该公司位于广东省紫金县凤安镇的粤东种猪场从2004年建成至今，就没有消停过，先是遭遇强征高额税负，后遭当地村民肆意破坏生产设施、严重冲击等逼迁，正常生产秩序受到严重干扰。
10月10日一早，记者来到粤东种猪场，刚围着基本闻不到臭味的猪场走了一圈，就在进出猪场的路上看见凤安镇凤民村村委委员张军带着挖掘机挖土堵路。在机械的轰鸣声中，进出猪场的唯一一条道路，很快被几个大土堆堵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堵路现场，凤安镇人民政府竖立的告示牌上写着：“未经猪场管理人员许可，任何人不得进入种猪场范围；凡不听劝阻，屡教不改者即视为蓄意破坏行为；凡盗窃、破坏种猪场财物，将交由公安司法机关从严惩处。”
猪场负责人骆建才报警后，记者等了半个小时也没见有警察来到现场，直到记者下午离开猪场，当地派出所也没出警。
骆建才说，猪场投产后都记不清已多少次被挖土堵路了，2008年1月15日至4月30日短短三个多月内，破坏干扰事件达17起。记者了解到，村民的行为属当地有关部门授意组织，花钱雇来干扰猪场生产。
据调查，粤东种猪场在立项建设的当年已获得环保立项的批复。2004年1月6日之前获得各级政府同意选址，同意建设的环境立项批准，并获环保验收及核发《临时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水完全符合广东省《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并已经通过河源市环境监测站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紫金县环保监测站在最近几次的现场监测显示，该猪场都达到国家及广东省《畜禽养殖业污染排放标准》。
更让企业不堪其扰的是，当地有关政府部门频频以各种理由对企业大开罚单：2006年5月，县国土资源局指控其未经批准占用土地，罚金48万元；同年5月和9月，县两次下发纳税通知，要求缴纳耕地占用税和契税合计268万余元；2007年10月，凤安镇领导口头通知要求企业停产；2008年1月，县环保局下发“限期整治通知书”……
骆建才告诉记者，公司为求生存，在据理力争的同时，选择了妥协让步。先后投资数百万元建成的环保处理设施经过了当地环保部门的验收，达到国家行业标准，能够有效运行并达标排放。
但企业的让步，最终仍难逃被勒令“关闭”的命运。
2009年10月30日，紫金县环保局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要求猪场必须于当年年底前关闭，并注销其临时排污许可证。企业被迫走上法律途径。今年5月22日广东省高院开庭审理，至今没有判决结果。
就在记者发稿时，又接到张福权的来信，称该公司位于广东省高要市的养猪场被当地环保部门开出30万元的罚单。
以土地和环保为名禁养，养猪场陷集体困境
对于众多养猪从业者而言，土地和环保一直是悬在他们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没有土地，养猪场就无法开建；即使拿到了地，也常常要面临诸多似是而非的环保问题，要想正常进行工商注册更是难上加难。环保，一直是猪场备受责难的主要由头，那么猪场的环保情况究竟如何呢？
在深圳，深圳市农牧实业有限公司粤东种猪场并非无名之辈。它是农业部确定的全国24家种猪核心育种场之一，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深圳市唯一的国家生猪活体储备承储企业；深圳市确定的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指定猪肉供应商；2010年获得由中国畜牧业协会评选的全国百强种猪优秀企业称号，承担着原种猪育种推广、猪肉储备和为世界性运动会提供猪肉产品的重大任务。该原种场从技术到装备，在行业类都属于领先。是紫金县乃至河源市内标准高、投资大、有影响、手续完善、排污达标、集约化、规模化猪场，特别是该场是由当地招商引资，在2002年12月广东省“山洽会”上在时任省委书记和省长见证下签约的项目。
这样一个企业，却被当地环保局以“环保”为由勒令关停，在诸多业内人士看来，其实是“鸡蛋里挑骨头”。
张福权带领记者来到猪场的排污口，只见他脱鞋挽裤赤脚下到排污渠，掬起一捧水，边让记者闻边说：“我们的排污经过处理，是符合国家标准的。”记者闻了闻，基本没有臭味，水也很清。
中国畜牧业协会常务副会长乔玉锋说：“如果这样一个猪场尚且被关闭，那全国大部分的猪场都将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对我国的养猪行业将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业内人士的担忧并不是多余。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工业化加速推进，当前我国规模化养猪场正遭遇集体困境，相关事件层出不穷，尤其是在沿海发达地区，这一现象更为明显。
2007年，广东省东莞市下达“禁猪令”，从2009年1月1日起，全市范围内停止所有生猪养殖活动，养猪场“发现一个、清理一个、查处一个”。
2009年3月，福建对省内第二大水系九龙江流域养猪业下达“限养令”，龙岩、漳州两地上万养猪户的猪舍被拆迁，几十万头生猪被清栏，经济损失上亿元。
2009年9月，福建省沙县以沙县流域水环境畜禽养殖业污染专项整治为由，对区域内几十所养猪场进行强制拆除，不给安置新的搬迁地点，只给最高每平方米170元的补助，养猪户生活陷入困境。
2011年8月12日，同样是全国24家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之一的山东日照原种猪场场区前的公共泄洪渠道被人为填堵，造成育种基地的办公楼、生产区及警卫室等均在大雨后被淹没，部分原种猪死亡，上千万元的进口设备被淹损毁，初步估计造成数千万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连农业部去年底颁发的“国家级生猪标准化生产示范场”的牌子也被一铁锨弄了个大洞。
根据日前编制完成的《深圳市人居环境保护与建设“十二五”规划》（报审稿）显示，2012年前关停深圳河、观澜河、龙岗河、坪山河等重点流域内的畜禽禁养区域内的所有养殖场。2015年前，全面清退区域内的畜禽养殖企业。
纵观各地诸多“禁猪令”，皆是以环保为旗号，养猪场主们有口难言。乔玉锋说：“很多地方以污染为名强拆猪场，并没有出具权威的检测证明；有的地区虽然有证明，但是适用的标准明显有误，对企业并不公平。”
更重要的是，根据国土资源部和农业部2007年联合下发的《关于促进规模化畜禽养殖有关用地政策通知》规定，任何地方不得以新农村建设或整治环境为由禁止和限制规模化畜禽养殖。也就是说，即使是排污超标，也不能简单地“一禁了之”。
养猪场不受欢迎，缘于不能给地方带来利益
张福权说：“地方政府之所以不欢迎养猪场，根源是因为养猪业不能带来税收，无法创造政绩。”
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的相关规定，养猪场属于免税企业，这样就对当地财政没有直接贡献；其次，养猪业也不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不能为当地解决富余劳动力；另外，国家给予养猪企业补贴，地方还要承担配套的任务，还得拿钱出来；当地一旦发生严重的动物疫情和食品安全事件，地方政府要承担责任。加之养殖业难免带来环保压力，地方政府不欢迎也就不足为奇。
山东省日照原种猪场负责人葛长利清楚地记得，当地一位领导曾对他说：“你那个猪场，除了臭味啥也给我们带不来。”这也许是地方政府的普遍心态。
“有些地区虽然一开始也欢迎企业来投资建猪场，但当完成了土地出让或租赁，厂房建成，生产开始运转后，对当地政府政绩或财政收入的一次性贡献完成，‘蜜月期’即告结束。随之而来的是以环保为名的各种刁难，或要求更多的租金、更多用于环保的投资，或干脆要求搬迁。”中国畜牧业协会副秘书长马闯说，“以至于有些企业甚至希望协会向有关部门呼吁能否取消猪场不纳税的优惠，以纳税换取生存。”
同时，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目前大多数养猪场依靠“潜规则”生存，养猪者最大的烦恼是，必须通过各种手段或办法，与猪场所在地相关部门和村民搞好关系，换取猪场的生存。
没有话语权，常被迫给工业项目让地
囿于对养猪业的传统认识，人们潜意识中一直把养猪产业与脏乱差划等号，按业内人士的说法，即使是现代化的养猪场也摆脱不了“厌恶型”产业的名头，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无话语权。张福权说：“谁也不喜欢和猪场为邻，尤其是在东部发达地区，随着工业化推进，养猪场常被迫给工业项目让地，甚至有的工业项目污染更为严重，但猪场也要搬迁。”
葛长利说：“我的种猪场原来在日照市东港区的高科技工业园内，在那里猪场整整经营了8年。2004年，因为高科技工业园发展征地需要，原种猪场不得不搬迁。”
即使环保达标，养猪场与政府部门和周边村民的关系始终紧张，且往往处于劣势。
“随便一个人就以猪场污染为名，到猪场门口捣乱，让猪场停止生产，而当地执法部门基本不管。”张福权说，“稍有不慎，冲突在所难免。结果是猪场的产量上不去，产能发挥不出来。”记者看到，粤东种猪场前几年被破坏的猪舍空在那里，至今不允许生产。山东日照原种猪场被周边村民围攻打砸破坏和暴力伤人，至今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为何近期发生逼迁或关闭的都是规模化养猪场呢？张福权说：“散养户规模小，基本在自己的承包地上养猪，多数是当地人，靠人情关系等手段赢得生存空间，因为规模小，效益不好易转身。而规模化猪场就不一样，投资大，回报期长，利润薄，在维护生存环境上，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各种利益阶层的非正常需求，导致矛盾暴发。尤其，国有规模养猪场因为财务制度制约，生存更加困难。”
当众多养猪场的遭遇摆在眼前时，当诸多以这样那样的理由颁布的“禁猪令”纷至沓来时，去哪里养猪成为现实难题。
规模养猪场受挤兑，保障生猪生产堪忧
规模化养猪场的生存发展日益陷入困境，这不仅关乎众多从业者的生计问题，更与国计民生紧紧相连。
今年年初以来，猪肉价格一路狂涨，创下了2008年以来的新高，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导致猪肉价格持续上涨的原因很多，产量和供应量不足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而这与养猪业生存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马闯对记者说，前一个周期，猪肉价格起伏巨大，受疫病和养殖亏损影响，散养户大量退出行业，但是规模化养猪场在用地和环保的挤兑下，又不能马上补上来，这导致生猪存栏数从去年年初开始持续下降，猪肉市场供需失衡。
今年7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平稳健康持续发展、防止市场供应和价格大幅波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也把“散养户退出”列为近期猪肉供应偏紧，价格大幅上涨的首要因素。
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散养户退出已将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首先是养猪不划算；第二防疫能力弱，也没有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第三，大量劳动力往城市转移，也没有人手养猪。
面对散养户大量退出留下的市场空白，规模化养猪无疑将承担重大的任务。马闯认为，标准化规模饲养不仅成本低、生长期短、便于防疫，而且不会轻易退出养殖市场。中国未来的生猪饲养体系将由一体化和大型养猪企业为核心，由标准化规模养猪场（户）及养猪合作社为主体构成。
这一点在国家的政策中也可窥见一斑。国务院《通知》中列出的扶持生猪生产第一条措施就是“扶持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积极支持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建设”并提出，“十二五”期间，每年继续安排中央投资25亿元支持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建设，并视情况适当增加投资。
农业部在7月份出台的扶持生猪发展的六项措施中，也提出要“加快发展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要求“深入开展生猪养殖标准化示范创建活动……帮助规模养殖场户解决好用地难、贷款难等实际困难”。
但是，从眼前的情况来看，规模养猪场的发展却是前途未卜，这将给未来保障生猪市场供应带来诸多压力。
发展养猪业，需让地方政府既有动力又有压力
综合协调利益分配和成本分担机制。标准化规模养殖如何担当起稳定生猪市场供应和价格的重任？如何才能让地方政府有发展规模养殖的积极性？在诸多业内人士看来，关键还是要从利益合理分配和成本分担机制入手。
中国畜牧业协会提出，要围绕产业链的建设，同步推进所有畜牧业相关产业的发展。建成配套的饲料生产基地、兽药生产基地、畜产品加工基地以及相应物流体系等，从而使畜牧业成为当地经济的支柱产业。在这些产业链中，只有养殖生产部分根据国家法律规定予以免征所得税，其他相关产业全部需要纳税，而且可以组织劳动密集型生产，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增加地方政府发展养猪业的积极性。另外，可以建立畜牧业发展基金，从当地所有畜牧生产企业出栏的每头（只）畜禽提取一定金额，由当地县级政府和企业共同管理，用于扶持当地适度规模农户养殖和鼓励种植饲料作物。
至于养猪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从技术层面来看并不是不可以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需投入的成本大小，以及这个成本由谁来支付。专家认为，将环保成本完全由养殖户及所在地政府来承担不尽合理，既会影响到地方政府环保政策的执行力度，也很容易导致拿环保当“靶子”驱赶猪场，必须建立一套合理的环保成本分担机制。
解决环保问题，还可以从源头和饲养过程实现减排。中国畜牧业协会提出，首先，要科学合理地进行猪场选址和布局；其次，虽然整个畜牧业发展趋势是规模化经营，但布局时避免规模过大和过于集中，这样可以避免有限区域环境容量的养分过剩所导致的污染；另外，在技术与成本许可的前提下，可尝试从市场上选用合适的环保型饲料添加剂。还要加强畜牧法执法力度，使之能更好地保护合法生产经营者的利益。
如何让各地政府部门对辖区内养猪业，乃至整个畜牧业的发展给予客观、公正的对待和管理；如何完成行业部门制定的发展规划，又能与地方经济发展规划有效连接；如何平衡各相关利益方的合法权益和收益，这些问题恐怕不是农业部门一家可以解决的。
制定切实有效的针对养猪业的保护措施。养猪业是投资大、回报期长的产业，一旦规划批准建设，就不能随便动迁，同时要尊重历史存在的猪场，对过去在短缺经济时代作出贡献的养猪场更要慎重搬迁或关闭，地方政府不能动不动以影响招商引资为由禁养或关闭，甚至以规划为水源保护区或生态保护区等手段，把早已存在的猪场一关了之。要建立养猪场搬迁赔偿机制，帮助协调新猪场建设用地，维护和稳定养猪业健康稳定发展。
杜绝环保部门对养猪场执法的随意性，建立合理的环保成本分担机制。养猪业是个生产过程，在排放标准上也有个转化过程，有个适应期，如果猪场一旦建设了，环保部门宣布关闭或搬迁，要举办听证会、征求行业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的意见，不能发生今天合格明天不合格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