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勇海

    笔者近日注意到两则关于农民工的新闻。一是，北京市宣布，将积极探索建立优秀农民工在京落户制度，为符合条件的外地户籍优秀农民工办理在京落户手续。另一个是由广州市社科院、广州市农业局完成的《中国广州农村发展报告（2011）》蓝皮书调查报告指出，不包括买房等成本，一个农民工若要成为广州市民，仅满足最低消费，一生中就需要承担130万元，仅5%的外来人口自己承担得起。

    农民工“市民化”似成年度热词，让这个为工业化、城市化做出巨大贡献的特殊群体，有机会落户所停留的城市，尤其是落户“首善之都”，像广大市民那样，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无疑是件好事。然而，现实中其他一些城市，也有优秀民工可落户的善政，比如对农民工打分，却鲜见农民工成功取得大城市居民资格，其根本原因，除了所谓的“优秀”尚无量化标准之外，更在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巨大，让人承受不起。

    以广州为例。据调查，在穗农民工若转变为广州市民，按照2010年广州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5012元计，预期寿命为77岁的话，一个25岁农民工若要成为广州市民，一生中支出的成本为：25012元×（77－25）=1300624元，“这笔钱是不包括买房投入，只是吃、穿、交通的支出”。调查认为，广州“只有5%的外来人口可以承担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能力”，只有极少数在城市取得巨大经营成果的农民工，才有可能支付其“市民化”成本。

    广州尚且如此，何况京城乎？在越来越多农民工涌入城市之时，在一些城市纷纷出台政策，准备接纳优秀农民工落户之时，不妨为农民工算算“变身”市民的经济账，而不是光从城市承载力角度，算城市经济账。也许，通过一本简易的经济账本，就能理解到农民工变成市民有多难，然后感同身受地制定一系列配套措施，比如享受保障房政策、享受其他更多的公共服务，从而畅通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通道。从农民工及其子女在异地他乡社保难、上学难等现实际遇来看，在这些问题上，恰恰比较难。不降低农民工“市民化”的巨大成本，优秀农民工落户城市很难。

    农民工“市民化”，关键不在于户口，而是均等的市民待遇。要在劳动报酬、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方面，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要在城市也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在人口自由流动的开放社会，户口已不是唯一的根基，不能光在户口上做文章，而要在待遇上下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