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条件改善了，入学儿童迅速增加，15孔窑洞又不够用了，不但老师办公拥挤，学生听课更挤，不少学生只好在门外听课，谢绍旺又寝食难安了。为筹建新教学楼，他三进北京、十上延安，跑遍县里所有单位和学区内5个村的家家户户。一次，他为集资将一条腿摔成重伤，只好进医院手术。但他不顾家人和医生的劝阻，硬是提前出院继续忙活建教学楼的事情，结果伤腿的病根一直影响到现在。1995年，一座两层16间教室的教学楼建成了。

    2002年，学校第三次扩建，修建了餐厅、锅炉房和淋浴房。谢绍旺说：“以前孩子们都在露天吃饭，端着碗蹲在操场吃，特别是冬天，饭还没吃就凉透了，看着真心疼。”

    2009年，学校第四次扩建，修建了学生公寓楼，孩子们再不用挤在老窑洞里。

    解放后的枣树坪小学开始一直是村民办学校，现在东方红村村委会主任谢海林1992年时在学校当语文老师。他告诉记者：“我们民办教师的工资由村委会支付，这对当时的东方红村很不容易。村里很重视教育质量，不仅让娃娃们有学上，更要上好的学校。新学校建起来以后，村里请来了子长县的王孝魁当校长，他抓教育有一套，管理严格，教学水平高，很多其他村的孩子也被吸引过来了。”2004年，枣树坪小学更名为谢子长希望小学，更由于教学质量高，被确定为县教育局直属重点小学，结束了民办小学的历史。

    路小平是现任的谢子长希望小学校长，当他接手学校时，谢子长希望小学已经在子长以及周围几个县教育界里有响当当的名气了。路小平告诉记者：“现在学校里孩子不光是周围村庄的，还有子长县城的，周围的安塞县、靖边县、横山县也都慕名而来。”

    在子长县城，记者见到村民和学生一直赞不绝口的谢绍旺老人，身材不高，面孔黑瘦。他告诉记者，由于身体不如以前了，去学校的次数只能越来越少了。他走一步就一拐，这正是当年伤腿留下的后遗症。

    谢绍旺老人说：“因为谢子长读书才接受革命思想，我们要跟着党闹革命就不能没文化，农民要富也要读书。”东方红村有一个朴素的人才观：只有读书长本事，才能帮助更多人，就像谢子长一样，帮了全陕北的农民。

    谈到他的贡献，谢绍旺连忙摆手：“我是一名老党员，又出生在革命烈士的家庭，我为群众干点事又算什么呢？”

    “老谢有个外号，叫‘真共产党’，在子长县你只要一提‘真共产党’，大家都知道说的是谢绍旺。”张国礼对记者说，“我没见过谢子长，但看到老谢就知道差不了。”

    奋斗史：

    印在黄土地的求富兴村足迹

    改革开放之前，陕北黄土地上的东方红村人一直残存着饥饿的记忆。

    今年67岁的张国礼，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担任东方红大队队长、村主任。据老人回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东方红村和各地农村一样，经历过土改、互助组、人民公社，虽然农民当家做了主人，但难以吃饱肚子。“我们种杂粮，亩产两百多斤，一半储存战备粮，上交公粮、牛羊饲料，剩下一半根本解决不了温饱，时不时要吃点糠和野菜才行。三年灾害时吃树皮、荞麦花，吃得肚子痛。”

    与饥饿记忆相伴的还有贫穷。“家家都没有钱，买生活用品都没钱，要卖了口粮才能买，买生产工具也没钱，能贷款到三五元钱也不容易。不允许外出打工，也不许养鸡种菜。”张国礼说，曾经有一段时间，他这个大队长的任务主要不是发展生产，而是调解矛盾，因为大家吃不饱，怨气很大。

    上世纪70年代农业学大寨，同样是山区贫困农村的大寨曾经是东方红村的榜样。今年66岁的郭兰英，从60年代末到2000年担任东方红村支书。郭兰英一提起学大寨的日子就意气风发，可以想象出当年是个“铁姑娘”。据郭兰英介绍，当年她带领的青年基建队修梯田，改河道，拉石头，经常晚上干到10点多，干劲很足。但这种热情并没有持续太久，大家慢慢发现干多干少一个样，偷懒耍滑的人变多了。张国礼说：“学大寨先后修了5个大坝，后来都被水冲垮了。”

    1978年，东方红村开始试行“包产到户”。最初，东方红村只是包产到作业组，一个自然村分成2—4个作业组，以自然组为单位生产，收获的粮食在作业组里分配，农民种粮积极性提高，当年的亩产就达到了300斤。1980年正式“分田到户”，人均大约5亩地，大部分是山地，由于给自己干活，农民也舍得给地投肥了，亩产一下子超过了300斤。“延安还派农技员教我们科学种田，还可以自己种菜，养鸡，养羊。”张国礼的饥饿记忆在这一年终止了。